我八歲隨怙恃從重慶離開北京，從1950年至1960年，一向住在東四北年夜街賦稅胡同的海關年夜院里。
記得從東四北年夜街胡同東口往里路南，有座兩層的中式小樓，掛著鴻順煤展的匾。那小樓西面是南北向的小胡同，記得前半截叫肩輿胡同，后半截分叉，此中一叉叫孫家坑。肩輿胡同入口一株年夜槐樹下，構成一個寬闊的空間，鴻順煤展就應用那空間，讓雇來的徒弟搖煤球。
少年的我，常立足看徒弟搖煤球。常常會有兩位徒弟交織占位在那里搖煤球。他們把晾干的四方形煤塊鏟進一個直徑年夜約一米五的荊條編成的篩子里，篩子上面墊一個陶制花盆，然后蹲上去，動搖那年夜篩子，時不時地往篩子里撒煤灰、灑水，動搖篩子使里面的煤塊反復做圓周活動，最后那些煤塊就都滾成了乒乓球鉅細的黑煤球兒。直接用那些四方形的煤塊拿來燒不就行了嗎？為什么非得搖成球形？后來了解，那些煤塊都是按比例摻了黏土的，搖成煤球才幹使外殼滿是可燃的煤，並且放到爐子里煤球之間有足夠的空地，可以使空氣活動，便于連續熄滅。春末起一整夏到仲秋，搖煤球的徒弟都常常光著膀子，緬襠褲捆著紅布條腰帶，他們屁股底下固然會疊放著三塊磚頭，但坐在磚頭上的時辰并未幾，年夜大都時光里他們都是蹲踞著勞作。由於跟煤打交道，他們臉上總蒙著一層黑灰，但他們肩膀上總搭著一條灰色的毛巾，時不時地拿來擦身上的汗，固然經年地風吹日曬，他們胳膊胸脯倒并不漆黑，而是小麥黃的色彩，他們搖煤球時胳膊上的肌肉如搭鈕律動，他們的胸肌厚實而緊湊，具有一種年夜異于健身房師長教師的強健之美。我們海關年夜院各家各戶，那時辰都從鴻順煤展買煤。來送煤的，也就是那兩位搖煤球的徒弟。他們會用一種寬寬的帆布帶，把一竹筐煤球斜挎在身上，到了各家，把那筐里的煤球倒進指定的木箱或鐵桶中。有的人家會請他們品茗，他們歷來不喝，我母親了解他們的心態，是不愿意弄臟賣主家的茶杯，所以他們來送煤，母親就從父親的捲煙筒里，拿煙遞給他們，他們老是興奮地接過，連聲叩謝，一支暫夾耳朵，一收入院前就撲滅享用。
那時辰各家廚房里，應用的多是白爐子，就是魯迅在《傷逝》里寫到的那種，用石膏、石棉做爐體，用耐火黏土做爐膛的小爐子。但進冬以后取熱，不克不及用白爐子，粗陋點的，用鐵皮爐子，講求的，就用鑄鐵的花盆爐子。那時我家分到的宿舍，中心一間放八仙桌，可以待客就餐，進門右手一間怙恃住，左手兩小間，一間我住，一間姐姐住，左邊止境還有個小洗漱間，有自來水龍頭，算是挺寬闊的，但進冬取熱，只在中心那間安置一個花盆爐子，為讓熱量傳遞到各屋，我家應用的是昔時最年夜號的高腰花盆鑄鐵爐，之所以叫做花盆爐子，就是由於其爐體形狀仿佛花盆，高腰年夜號的，則有如兩個年夜花盆對扣在一路，爐腰有花式裝潢，爐身下有三只獸爪般的安身，底下放一個很年夜的鐵皮裹木頭的帶圍沿的托盤，托盤里還要留下足夠的處所，來放三樣工具：裝煤球的小鐵桶（大批的煤球放在廚房的儲煤箱中，這小鐵桶是運煤球及便利往爐中續煤球用的）；放在爐子下方爐口接扒下爐灰的鐵簸箕；一個裝有撮煤球鏟子、煤灰扒子、熥火鐵棍、長柄煤夾子的長方形鐵筒。冬日里，煤球在花盆爐子里熄滅，爐口明滅著紅光，爐子上的鐵水壺滋滋發響，爐后的洋鐵皮煙囪先往屋頂升起，再嚴絲合縫地彎向屋外，屋外的煙囪口再戴個朝上的小鐵帽，上面掛個接煙油的小鐵筒，而裝置在門窗旁的，從隆福寺廟會買來的繪有祥云圖案的風斗，更包管著一氧化碳的分散，真是既暖和又安逸，有時爐臺上還烤著白薯，加大力度著小康家庭的噴鼻熱氣氛，冬晚一家人圍爐聊《紅樓夢》，辯論，歡笑，唉唉，那是多么令人憶念的時間！
年夜約我上高中的時辰，開端有了蜂窩煤，鴻順煤廠增添了蜂窩煤的種類，但煤球仍然還受接待，我家廚房白爐子用上了蜂窩煤，進冬屋里花盆爐子仍然燒煤球，只要煤球的熱力能讓幾間房子都分送朋友到熱量。有人告知我蜂窩煤是由法國迷信家路易·萊茵·斯特拉姆斯在19世紀20年月發現的，他應用一種新的技巧，將煤炭燒結成蜂窩狀，以增添表層面積，進步熱量。可是我記得有一次父親在家里爐邊讀《國民日報》，他把一則消息讀作聲，就是我國山東一個叫郭文德的，發現了一種比煤球優勝的家庭用煤——蜂窩煤。此刻想來，郭文德顯然并不了解法國的斯特拉姆斯，有的發現，分歧平易近族可以各自完成。到現在，北京全市不只禁燒煤塊、煤球、蜂窩煤，連一度風行的煤氣罐也年夜體加入了汗青舞臺，普及了管道自然氣的應用。此刻賦稅胡同居平易近的取熱動力應當要么應用自然氣要么應用電。但少年時期那硬朗的搖煤球徒弟的辛苦抽像，是不會加入我的性命中的感恩畫廊的。
昔時家中冬日圍爐閑話，父親會說起他所知悉的賦稅胡同汗青，早在元代就有這條胡同，明朝這里設鑄幣廠，清朝八旗後輩不消休息即可分到錢和糧，稱“鐵桿莊稼”，這里因設有分發賦稅的機構，所以得賦稅胡同之稱。但那分發賦稅的機構畢竟在胡同何處？是鴻順煤展的地位嗎？包含聽說胡同里曾有康熙十三阿哥，也就是雍正即位以后當即封為怡親王的那位，他的后代，其府第即在此胡同中，但均難指認地位。卻是道光、咸豐兩朝位居權位的年夜學士耆英府第，還可指認，此中一部門后來棲身過劇烈否決袁世凱的年夜學者章太炎，他活著時魯迅屢次來此造訪他，執門生禮甚恭。父親說胡同里本來有一家年夜飯莊聚壽堂，還有一家1905年停業的西式公立病院叫城官病院，賦稅胡同之所以成為北京最早展上柏油路面的胡同，大要就由於有這些原因，但聚壽堂和城官病院，也都只是“依稀可辨昔時陳跡”而已。
父親的“說古”，引不起我太年夜的愛好。我一向感愛好的是“當下”。我記憶里鑲嵌的，基礎上都是親見親觸的事物。1950年后的賦稅胡同，有不少新景象。胡同中段路北，呈現一家以前沒有的占地不少的印刷廠。印刷廠常有載重car 出出進進。出來的有運紙的。那些從紙廠運來的年夜卷筒的原裝消息紙，有時辰就卸在廠門裡面，等候陸續滾進，它們直徑高達兩米擺佈，跨越普通男人漢身高，包裹在年夜紙卷裡面的牛皮紙，有時辰裂開了口兒，途經的同齡人，多是男孩子，有的就從那裂口用力地撕扯，扯下的年夜塊牛皮紙，用來包講義作封皮。我隨之扯過一次，拿回家遭到母親批駁。印刷廠有時薄暮會把很多裁下的紙邊，年夜條年夜條的，當做渣滓傾倒在廠門外，夜里會有渣滓車來運走。這交流些紙邊是胡同里我們同齡人的最愛，男生女生趕上城市揀些拿回家，我也會揀回家，母親倒不為此責備。女生會把紙條再裁成小簿本，裝訂起來，繪制漂亮的封面，里面用來寫日誌。手巧的女生還能折起紙條編制成提籃，供家里買菜用。此外男生，多用來疊方勝，在院里垂花門邊的下馬石上玩拍翻就贏的游戲。我呢，會把紙條截成一拃長，訂成一摞，然后畫成一套漫畫。王蒙改造開放后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取名《運動變人形》，有人乍見不知何意，我一見卻忍俊不住，那就是我少年時擺弄過的玩意嘛，我在一摞寸把寬的紙條上，順次畫出統一小我的抽像，將那抽像逐步變更，積聚到必定水平后，從右側疾速從底部翻動到最下面一頁，就發生出相似動畫片的後果。我的第一部“運動變人形”作品，是以小學同桌女生為模特，先是漂亮的臉龐，然后笑瞇瞇，再后閉眼年夜笑，又釀成皺眉，又浮現愁眉鎖眼，竟然痛哭流涕，淚花四濺，最后咧嘴，吐舌，定格為一幅怪樣子容貌。此次“放映”的后果是同桌告到教員，教員把我叫往說話，我不得不從頭“放映”一次，教員竟不由得“噗嗤”樂了。教員批駁我不應拿同窗取笑，讓我給同桌報歉，吩咐我要理解尊敬他人。教員沒有充公我的“變人形”童貞作，提出我另制作一部以“顛仆爬起來”為主題的“小片子”，可以在班上讓同窗們傳看。
棲身在賦稅胡同的十年，我是一個傲慢的文學青年。有種說法：一切的文學喜好者最後都是詩歌狂人，會寫出一年夜堆詩來，后來若不廢棄文學創作，才會大都轉化為往寫小說、散文、陳述文學，只剩下多數最后真的成為被社會認可的詩人。我上初中的時辰就試著給《北京日報》副刊投稿，投出的第一篇稿子是一首約二十多行的詩《綠色交響樂》，靈感來自于在休息國民文明宮年夜殿不雅看印度美術作品展時，被深深吸引住的一幅油畫，那幅油畫就叫做《綠色交響樂》，畫的是條理豐盛的天然界植被，投出以后，我就總留意《北京日報》副刊，空想能給我刊登出來，可是我的詩稿被退回了。在1954年年末，我在《北京共享空間日報》上讀到了簽名李學鰲的詩《每當我印好一幅新輿圖的時辰》，不久就看到年夜詩人臧克家（我學的語文講義上有他的詩）對李學鰲的高度評價，并且了解，李學鰲是北京國民印刷廠的工人，于是感悟到，文學創作，回根結底要從本身熟習的生涯動身。李學鰲地點的北京國民印刷廠，不就在我們賦稅胡同嗎？我能不克不及在下學的時辰，剛巧在印刷廠門口碰見他呢？可他什么樣子容貌呢，會像普希金那樣一圈絡腮胡子嗎，后來再會到簽名李學鰲的詩，我就都讀。分開賦稅胡同二十年后，1980年，我成為北京市文聯專門研究作家，這才瑜伽教室見到李學鰲本尊，跟我本來想象的完整分歧，是一位渾厚，總帶著與報酬善的淺笑，很樸素的老邁哥。惋惜1989年他56歲時就往世了。他介入印制的輿圖和他詩歌中的愛國情懷，都融進了共和國汗青。
我們住的海關年夜院那時是35號，西鄰的34號小四合院縮出來，那時是詩人、文明學者陳夢家和夫人、翻譯家趙蘿蕤的居處，前些時三聯書店出書了我的《也曾隔窗窺教學新月》，開篇便寫到他們。
胡同中部路南有片空場，場地止境是隆福寺南門。隆福寺是孕育出我晚期文學情思的福地。我寫長篇小說《鐘鼓樓》，就是從北京市文聯開出先容信，到已成為東四國民市場的隆福寺往介入售貨、運貨、布貨、清貨、補貨，與售貨員、倉儲員等先孤芳自賞，再到此中相處最好的家里做客，也就將視野擴大到其棲身的胡同雜院中其他的人家、人士，再加上我原有的生涯積聚與感悟，構想完成《鐘鼓樓》的。我在另一部長篇小說《四牌坊》中，更把隆福寺寫進書里，此中《藍夜叉》一章，描述到那時仍存在的毗盧殿的藻井與兩壁的天龍八部雕像，描繪出弱勢性命的莊嚴與善美，也寫出了我少年時代的荒謬與我的懊悔。
賦稅胡同里西邊路北，那時一度還存在著一家出書社，是蘇聯官方贊助一位叫羅果夫的人士，在中國專門翻譯出書蘇聯文獻與文學作品的機構，叫做時期出書社，一些優良的中國編纂家、翻譯家如姜椿芳、戈寶權、蔣路等那時都在此中任務。記得那出書社院門旁有個小門面的書店，只賣其出書的冊本，我曾從中選購過一冊寫蘇聯遠東地域高中生餐與加入衛國戰鬥的長篇小說，作者是米·哈夫金，書名叫《永遠在一路》，作者和作品著名度都無限，卻重重撥動了我青少年時代的心弦，至今余韻猶存。書里寫那些遠東地域的青年，在衛國戰鬥中就義的，與戰后成功回來的，他們的魂靈永在一路，芳華不滅。書里有一句：“后貝加爾湖的春天啊，你那么樣地殘暴！”很平凡的一句，卻令我幾十年后聽到歌手李健吟唱《貝加爾湖畔》時，勾連起來，胸臆中就有熱流回旋。時期出書社后來合并進商務印書館。
胡同路北接近西口，有一個帶八字護墻的年夜紅門宅院，都了解是劉伯承元帥的居所。我那些年不了解途經那扇年夜門幾多次，但從未碰見過那扇門開合有人進出，連有car 停在門外的氣象也未碰到。劉元帥一家在賦稅胡同里很是低調。
胡同東口外馬路對面曾有一家信店，我在那書店里買到一冊周汝昌先輩的《紅樓夢新證》，拿回家后全家翻閱，成為怙恃兄姊和我常常會商的話題。那是周師長教師對我的發蒙，也是我和他結緣的開始。上海三聯書店近日出書《周汝昌劉心武通訊集》，收錄了自1991年至2011年我們二十年間的通訊，以及部門相干文章，悠悠歲月流逝，賦稅胡同東口外那家信店早已消散，但它令我后來在周汝昌先輩攙扶下邁進紅學研討範疇，其牽引感化，豈可忘記。
胡同西口內曾有所私立耀華小學，我曾在那里就讀，黌舍是父子支屬齊上陣，母親很快發明其弊病，給我轉學到公立隆福寺街小學。
胡同西口外，每到年關，售賣零食的攤檔上，就會擺出大批的關東糖，以瓜形最多，那會議室出租些糖瓜兒小的只如杏兒，大都桃年夜梨年夜，賣得很火，也總會在高處擺幾個真有南瓜那么年夜的，可貴賣出往的特年夜號關東糖，非常風趣！
現在北京東城戔戔委區當局設在賦稅胡同，東城區文旅局與北京九維文明傳媒公司，結合出品了依據我的長篇小說改編的話劇《鐘鼓樓》，2022年11月8日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反應不俗，原來還要在保利劇院連演數場，并打算到上海表演，卻因疫情緊迫叫停。到2023年4月，社會生涯周全轉為正常，話劇《鐘鼓樓》在國度年夜劇院連演了四場。東城區文旅局人士了解我曾在賦稅胡同棲身過十年，竟三十幾年再未進進過，便邀我“回外家”，我很興奮，卻又“近鄉情更怯”，我了解這幾十年來賦稅胡同變更很是年夜，我記憶中的很多都消散了，印刷廠早搬家了，孫家坑也早改叫連豐胡同了，新建了賓館，呈現了餐館、茶館、咖啡廳，我寧愿先穩固住記憶，為胡同野史補闕拾遺，再往舊地重游。
時光淌過城市，即是汗青；時光流過小我，即是命運。賦稅胡同于我，是一段性命史，更是小我命運的轉捩處，有太多的故事。賦稅胡同啊，教我若何不愛你！
2023年4月22日 溫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