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魯迅 《摩羅詩力說》 重讀經典

原題目：《摩羅詩力說》與魯迅的文章不雅

魯迅留每日天期間（1902—1909）以令飛、迅行等筆名在中國留日先生所辦的刊物《河南》上先后頒發了《人世之汗青》（1907年第1期）、《摩羅詩力說》（1908年第2—3期）、《迷信史教篇》（1908年第5期）、《文明偏至論》（1908年第7期）、《裴彖飛詩論》（1908年第7期）、《破惡聲論》（1908年第8期）等以白話寫就的論文。中島長文、北岡正子、宋聲泉等學者對《人世之汗青》《摩羅詩力說》《迷信史教篇》停止了“材源考”的溯源，找到了論文所根據的底本（材源）。有的論者進而認定這些文章屬于“編譯”的性質，缺少新資料、新論點、新不雅念［1］，不外，這種不雅點能夠來自與研討對象的某種水平上的認知錯位［2］。

依照《河南》雜志對刊物欄目標分類，《人世之汗青》《裴彖飛詩論》屬于“譯述”，而《摩羅詩力說》《迷信史教篇》《文明偏至論》《破惡聲論》屬于“論著”，“論著”之文與“譯述”之文顯然存在差別。假如簡略地從“材源”考據的角度判斷這幾篇文章是魯迅譯述他作并拼貼剪裁而成，那就離開了那時的學術規范與時期佈景，乃至墮入實證主義以及近代常識論的誤區。剖析晚清以降的文學（文章），實在很難往除“文章”的影子而一味在“常識”的範疇中打轉。傳統的文章學“觸及文道、體裁、文氣、文術、文評等諸多題目，是關于文章題目的比擬體系完全的研討與熟悉……或許說中國文章學就是以文章之寫作、批駁為焦點并包括相干題目的體系實際”［3］。文章學的直接目標是領導文章寫作，但也是對文章的體系熟悉，具有實際性，不只是文章寫作技法之學，更是文章批駁與文章實際之學。是以，需求聯合晚清以來的學術規范與體系體例，追蹤關心古文的體裁、文氣、文法等，將論文復原為文章，經由過程文章學的研討方式，方能領略魯迅文章的體裁價值。從文章學的角度切進，或許也可以對“材源考”的迷信主義的實證研討范式有所回應。本文拔取魯迅《摩羅詩力說》一文為例，考核魯迅的文章不雅，剖析其文章理念與體裁作風，盼望加深對魯迅文章之道的熟悉。

一、學問與文章

魯迅頒發在《河南》上的幾篇標題中帶有“論”“說”的文章很顯明屬于古文的某類體裁，而非嚴厲合適古代學術體系體例規范的學術論文，冠之以“譯著”“編譯”等概念顯得并不適當。對魯迅文章剽竊的質疑，觸及古文引證編製規范的題目。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區分了著作與考據兩種文章編製對引證的分歧請求：

著作之體，徵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為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于著作之事也。考據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紛歧二而足，則必標最後者。最後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書有并見，而不數其初，陋矣。援用逸書瑜伽場地而不標所出，罔矣。以考據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抄襲之私焉，謬矣。［4］

魯迅的文章顯然不屬于“考據之體”，而是“著作之體”，重視著者看法的施展而不重視論據的溯源與征引。晚清中國粹界的闡述編製，對于引注還年夜多依照古文的闡述方法，尚未嚴厲遵守古代論著的注釋規范，魯迅文章的征引情形也當這般對待。論著中大批征引其他學者的不雅點，確切能夠由于著者自己存在學問缺乏的短板，面臨各類風行的論說只能僵硬地摘引，這是那時比擬廣泛的情形。20世紀初的東亞，近代中日兩國的常識界處于工具文明的交匯點上，經常采取“拿來主義”的戰略，擷取域外文明的營養以再造本國的文明，有所取舍而非完整地照搬，有所鑒戒而非直接地剽竊。在從傳統的“文章”向近代意義上的“論文”改變的過渡期，固然不乏隨便摘抄別人論著、將別人結果“據為己有”的偷盜者，但魯迅的著作可謂自有一家之言，別有依靠，不該簡略視為一種抄襲或許編譯。

北岡正子的“材源考”本質上是“以資料考證為中間的實證研討和多說話文本間的文明比擬剖析”［5］，有助于研討者發明留每日天期間魯迅的常識構造與瀏覽愛好，摸索“魯迅文學之動身原點”［6］，復原留日時代青年魯迅思惟構成的來源與文明佈景。但需求留意的是那時的常識分子思惟的狀態往往是中西融合、亦中亦西，思惟的泉源往往需求細致地考核域外文明復雜的傳佈、接收以及與外鄉常識的融會情形才幹厘清，難以等閒下結論。對魯迅思惟原點的熟悉，不該將japan(日本)原因看成材源根據的單一常識思惟佈景。此外，對材源考據的結論尚須梳理對比周氏兄弟的瀏覽史才幹終極斷定，僅僅憑仗實證獲得的成果來剖析文本，不只能夠將魯迅的常識組成和思惟佈景簡略化，並且不難離開詳細的汗青情境而墮入自我邏輯的輪迴論證中。所以，進一個步驟地厘清魯迅思惟、文學原點的任務，生怕不該局限于明治japan(日本)的文明思惟史語境，而應當統籌世界文學的視野與中國外鄉資本［7］，全盤、細致地考核青年魯迅思惟天生的復雜情狀。

北岡正子材源考據的研討范式是japan(日本)東京年夜學中文系的學術傳統，但這種傳統的泉源倒是“解字析句，舉典辨事”的清代考證學傳統［8］，此外，japan(日本)在20世紀80年月以來“社會轉型和思惟學術的新趨向”影響下，“研討方式和闡釋架構上也呈現了從綜合的思惟評論和社會汗青方式向以更為迷信規范的思惟史、社會文明史、比擬文學、文天職析和構造論述學等方面的改變”［9］，這也組成材源考據研討范式的佈景。在近代學術體系體例樹立的經過歷程中，迷信主義成為主流，學術引證的規范也得以確立。但正像陳平原所以為的那樣：“在傳統中國，‘文章’與‘學問’并未截然分別；只是比來一百年，跟著古代化年夜潮洶涌，‘專門研究性’成為主流，二者的分野才變得這般顯豁。”［10］迷信主義的方式論更重視古代常識的生孩子，不難疏忽舞蹈教室承載了常識的體裁及其表述的方法，而實證主義研討以“鉸剪和漿糊”“剪裁和粘貼”［11］來說明文章構造與行文，其采用的迷信主義的考證方式將文章看成常識的文本與思惟的片斷，疏忽了古文對文章編製的講求與文章不雅念的表達，形成了“學問”與“文章”的割裂。所以，今朝需求器重的是“述學體裁”。“若何恰到好處地‘表達’本身的學養及思慮，乃古代中國粹者亟需鍛煉的基礎功”，這關系到“全球化視野、西學東漸年夜潮、話語權爭取”［12］。故而從實證研討所追蹤關心的主體思惟的來源、文明佈景的天生、常識的生孩子回到文章學所追蹤關心的體裁研討，在傳統文章學頭緒中考核魯迅《摩羅詩力說》一文，當是一次有興趣義的測驗考試。

二、“知的文學”與“力的文學”

晚清中國“純文學”概念頗為風行，這個東方文學實際術語來自戴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對“知的文學”（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與“力的文學”（The Literature of Power）的區分，他以為：

起首有一種知的文學，其次有一種力的文學。前者的感化在“教”，后者的感化在“感”；前者是一個船舵，后者是一個槳或帆。［13］

japan(日本)學者太田善男據此在《文學概論》中提出“純文學”（Pure Literature）與“雜文學”（Mixed Literature）這兩個絕對的概念，他以為：

所謂純文學，乃詩之別號。其內在的事務為美的思惟，而其外形可分為歌的情勢（吟式詩）與讀的情勢（讀式詩）。前者即所謂律語，后者乃散文詩。純文學之特點不止內在的事務與外形俱美，普通而言，要點在其為情的。不是訴諸知，而是訴諸情。所謂雜文學乃純文學以外文學之總稱。其性質與詩異。雜文學可分為論述文與評論文兩類。其既亦稱文學，其內在的事務外形自當共美。雜文學之特點，其要在其為知的。換言之，與詩之專以激動為目標相反，此則以教誨為目標。［14］

太田以純文學為情的文學，將其分為律文詩（吟式詩）與散文詩（讀式詩），又以主客不雅劃分，將律文詩分為客不雅的律文詩（敘事詩）、客觀的律文詩（抒懷詩）、主客不雅的律文詩（劇詩），散文詩分為客不雅的散文詩（敘事文）、客觀的散文詩（抒懷文）、主客不雅的散文詩（小說）；以雜文學為知的文學，將其分為論述文與評論文，包含倫理、政治、汗青、哲學、迷信、宗教、美術、社會八個種別［15］。前者更接近現今所說的文學，包含詩、戲劇、散文、小說，訴諸感情以到達激動人心的後果，后者是常識的客不雅描寫或許批駁群情的論文。《河南》還刊有兩篇簽名“獨應”的周作人的文章：《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任務因及中國邇來論文之掉》（后文簡稱《論文章之意義》）與《哀弦篇》，其不雅點、內在的事務或可與《摩羅詩力說》一文構成照應。在《論文章之意義》中，周作人關于純文學（純文章）的不雅點與太田善男基礎雷同：

夫文章一語，雖總括文、詩，而其間實分兩部。一為純文章，或名之曰詩，而又分之為二：曰吟式詩，中含詩、賦、詞、曲、傳奇，韻文也；曰讀式詩，為說部之類，散文也。此他書記論狀諸屬，自為一別，皆雜文章耳。［16］

周作人的文章不雅沿用了太田對純文學/雜文學的區分，他從為說部（小說）文學位置辯解的角度，將說部回為純文學，以為二者“其同也，等是人生思惟，率由意象、情感、風味之作，而各涵文娛之分子；若其分歧，乃在外相。詩有聲律而文則否，故詩之富于意象、風味，又有以逕娛讀者之心境，當視散文為過。第以言致極，斯又終同。蓋其量雖殊，而所以顯公理，達情面，圖高上其國人思惟者，靡有異也”［17］。他顯然遭到了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的影響，但他以為“夫小說為物，務在讬意寫誠而足以移情面，文章也，亦藝術也”［18］，否決應用小說以規范世道人心的功利主義立場，否認文學直接的教化（teach）效能，而主意以文學傳染感動（move）人心的純文學的不雅點。他對文章（文學）所下的界說，即“具心機（Ideal）、能感興（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19瑜伽教室］，又凸起了文章具無情思的意味，區分了文藝文與學術文及教化之文，厘清了文與非文的界線。正如魯迅所言“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20］普通，周氏兄弟對文與非文的界定年夜致合適太田對“純文學”的界說，不以有韻無韻而所以否具有“讬意寫誠而足以移情面”的審美特徵來劃分純文學的領域，將小說囊括進純文學的范圍之內，晉陞了其文學位置［21］。是以周氏兄弟在《摩羅詩力說》《論文章之意義》兩篇文章中所言及的“文章”與“詩”同義［22］，不只包含詩歌，也包含說部（小說），它們都可視為上文說起的純文學。在那時的周氏兄弟看來，以“非功利”的“純文學”的文章不雅念祛除儒家詩教中的功利主義是極有需要的。

桐城派論“文”，普通指唐宋八大師的“散體古文”，與駢文絕對，并且與詩等其他文類也有嚴厲的區分（如《古文辭類纂》《古文不雅止》等古文總集收古文不收詩），同時采取“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的尺度，文章不雅念比擬狹窄，重視義法，疏忽考據，鄙棄辭采，載道氣濃重。而“純文學”對文學的范圍與效能的界定與晚清桐城派的不雅點懸殊，其學術佈景是晚清之際漢宋之爭中漢學一脈對桐城派“道統”“文統”的批駁，以及漢學外部的章劉之爭中章太炎、劉師培之間“質言不雅”“白話不雅”的不合［23］，此中劉師培采用東方“純文學”理念劃分“美術之學”與“適用之學”的文章不雅曾經接近魯迅“不消之用”的文章不雅［24］。周氏兄弟師從章太炎，但也遭到劉師培駢文派文章不雅的影響，他們綜合二者的不雅點而又借由東方“純文學”理念的“發明性轉換”，在其白話論文中提出了一種與桐城派絕對立的帶有發蒙顏色的新的文章不雅。

三、發蒙的詩學

“文以載道”是桐城派的主要不雅念，桐城諸人死力推重儒家的“詩教”［25］。魯迅以為文章之弊即在儒家“詩教”的傳統，此中隱含著對桐城文“道統”“文統”的對抗。詩教重要包括六藝之教、著作引詩、溫順敦樸等等［26］，而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對詩教的批駁重要集中在“溫順敦樸”與“思天真”兩個方面。魯迅倡導以純文學的“美偉”“動人至深”取代儒家詩教“溫順敦樸”的溫和美學作風；以純文學的“不雅念之誠”否決詩教偽善俗氣的品德訓誡；以純文學的修養心機、能移情面否決儒家詩教對人心的約束。

起首，詩教主意“溫順敦樸”的詩風與“依違諷諫”的言說方法。“‘溫順敦樸，《詩》教也’者，溫，謂色彩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工作，故云‘溫順敦樸’，是《詩》教也。”［27］朱自清以為：“‘溫順敦樸’是‘和’，是‘親’，也是‘節’，是‘敬’，也是‘適’，是‘中’。”［28］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就說起屈原在《離騷》中抒發哀怨，諷刺世俗，是對詩教的挑釁，其感情抒發違反了“溫順敦樸”的主旨。“思天真”是“溫順敦樸”的“文以載道”的表述情勢，它意味著詩教不再追蹤關心《詩經》中內在的事務的善惡，而是追蹤關心人自己客觀的評價，從“‘教’雖有整齊，而為教則一”到“《詩》雖有整齊，而為教則一”［29］，即詩的純雜正邪的鑒定需求遵守圣人的原則，心不正則從詩中所得的感情也不會正，所以小我需求反躬自省，按圣人的原則接收詩教，才幹到達“思天真”。魯迅言及《詩經》中“詩言志”與“持人道情”的牴觸，以為“天真”之旨違反人的天性，是“載道”的成果。魯迅以為中國文學不攖人心，一味尋求“溫和”的美學作風，但以退化論的不雅點評判，這種“運動”的世界實在不存在，是精力上“為無盼望，為無上征，為無盡力”［30］的表示。文中魯迅所拔取的八位摩羅詩人，其詩文中所描述的人物年夜都是反水者，具有強盛的意志，力斥下層社會品德的虛假以及群眾的愚蠢與奴性，其詩具有剛健的風骨與微弱的詩力。諷諫是直言的一種，即所謂“勸百諷一”，頒發看法要溫和，有控制，而魯迅主意詩要“直抒所信，其文章無不函剛健順從損壞挑釁之聲”［31］。他在文中所羅列的惡魔派詩人的詩歌“年夜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鼓起，爭天拒俗，迄于逝世亡，而精力復深感后眾人心，連綿至于無已”［32］。這種直面實際，直陳善惡的言說方法，顯然曾經溢出了詩教溫順敦樸與思天真的框架。魯迅主意用“誠善美偉強力”［33］直接賜與公民精力上的震撼，打破公民靜謐封鎖的“瞞和說謊”的精力狀況，使其解脫蕭條與溫和之境，發揚公民精力。實在詩教即政教，摩羅詩人強壯的詩力不只衝破了詩教的藝術藩籬，實在也是對儒家政教系統的對抗與損壞。

其次，詩教主意“詩言志”與“詩緣情”，前者在詩教佈景中與“載道”同義，而后者則對應著文學的自律。凡是來講，言志與緣情是同一的，但詩教誇大緣情是為了言志，也即重視政教的意義而不是純真的藝術價值。詩教主意儒家境德倫理對社會人心的規范，是一種具有實際政治導向的文學功用不雅，例如“興不雅群怨”，以及保持社會品德倫理次序的效能。詩教禁錮人心，將原道、征圣、宗經作為文學的宗旨，實在是以文學作為政治統治的東西。在魯迅看來，詩教泛品德化的訓誡使人心趨于偽善，趨于實利，精力世界衰頹干涸。是以魯迅主意以“至誠之聲”叫醒公民，誇大小我主體的自力不受拘束與自負，廢除以“征圣”為主旨的儒家詩教的禁錮，使文學解脫“載道”的約束，施展文學美惡人性格、高尚人思惟的效能。《摩羅詩力說》中的“至誠之聲”也就是不受征圣、實利以及政教約束的小我真摯心聲，是自負不受拘束者的對抗虛假品德與搾取的聲響。文中說拜倫“復率真行誠，無所諱掩，謂世之毀譽褒貶長短善惡，皆緣風俗而非誠，因悉措而不睬……惡魔者，說真諦者也”［34］。摩羅詩人的詩風“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重生，而年夜其國于全國”［35］。魯迅以為只要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的詩才幹夠促使公民精力“善美剛健”“出于荒冷”［36］，這里重視的是純文學修養心機、能移情面的效能。

最后，魯迅既誇大純文學的“不消之用”，又以為文學應具有“教示”的效能，主意一種發蒙的詩學。但“教”并非指向政教、實業等“實利”，而是要無益于人生，鼓舞人的意志，發揚人向上奮進的精力。魯迅言下之意，是以為文藝不該該承當政治教化的義務，而應當施展自力的審美效能，使情面感上覺得愉悅。但他并不以為文藝應拘于“藝術之宮”一隅，而主意對社會人生更積極地參與：“既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復很是教，自發英勇發揚精進，彼實示之。”［37］周作人也有附近的見解，他以為“良以人生之與文章，有密駙之誼”［38］，文章與人生有親密的聯絡接觸，關系到公民精力的興衰：“夫文章者，公民精力之所寄也。精力而盛，文章固即以發皇，精力而衰，文章亦足以解救。故文章雖非適用，而有遠功者也。”［39］《摩羅詩力說》稱拜倫的詩風“堅毅雄年夜”，“經驗即函此中，茍能知之，斯獲經驗”［40］。文章既然關系到公民精力的興衰，具有領導人生的感化，當然不克不及僅僅局限于純文學的“感”，也應死力提倡文學在人生意義上的“教”；“教示”不是桐城派所主意的儒家詩教或許政教，也不是理念的直接宣講，而是“教”與“感”合二為一，既賜與公民精力上、感情上的修養、安慰，也有積極的領導與啟示，這也是發蒙的應有之義。《摩羅詩力說》固然倡導純文學的“詩力”美惡人性格，但也重視詩人的事功，以此評價其詩歌成績，由此可見魯迅的“純文學”不雅并非一味誇大文學的無功利審美，而是希冀借助文學的“不消之用”發揚公民精力，拯救興起的祖國，其文章不雅具有光鮮的為人生而藝術的發蒙態度［41］­。魯迅的文章不雅念曾經越出了桐城派宗經載道的藩籬，也不再局限于漢學一系章劉二人文筆、白話之爭的視野，他借助東方古代文學實際對“文章”有了獨到的創見與貫通。

四、“說”的體裁

“恰是非而著之者，‘說’也。”［42］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都有“論說”體裁的分類。吳訥《文章辨體》有云：

按說者，釋也，述也，說明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后，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文雅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年夜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后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余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頓挫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說亦無年夜相遠焉。［43］

由以上闡述可知《摩羅詩力說》的體裁特征與論述意圖。“說”是一種闡釋義理、獨抒己見的體裁，文風“縱橫頓挫”，有戰國辨士“縱橫顧問，是非角勢”［44］的風度，群情具體充足，帶有規戒時弊、加以規正的論述意圖。《摩羅詩力說》的文章宗旨是先容“拜倫主義”的譜系在東歐、俄羅斯的傳佈，借由惡魔派詩人的“詩力”發揚公民精力，以拯救衰落的文明古國［45］。青年魯迅嚮往“拜倫式好漢”，其文多縱橫之風，一改晚清桐城派文風陰柔、內斂、品德氣過重的景象。顛末晚期初步的翻譯實行與尼采、拜倫等人作品的異域文風的感染，魯迅的文章也有了與其師章太炎分歧的作風，有了新的文章理念與文風的尋求，“《摩羅詩力說》標志著魯迅文章不雅念轉型的開端”［46］

魯迅受章劉二人影響而親近魏晉文［47］。魏晉文中嵇康、阮籍一系“文章絢麗，總采騁辭，雖分析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為近者也”［48］。特殊是嵇康之文“持論連接，層次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創。其獨到之處一在層次清楚，二在專心精密，三在首尾響應。果能得其胎息，則文無往而不達，理雖深而可顯”［49］。魯迅的文章在章法、構造上還存有魏晉文的風度。劉師培以為魏晉六朝文存有古風，而后世時文（重要指唐宋以降的古文）則多有弊端。他主意文章之道應當防止奇僻、駁雜、空洞、繁雜［50］，這重要是針對桐城派。魯迅晚期文章尋求“復古”的理念，此中依靠著創建新詞匯以晉陞漢語表達力與“‘恢復’到‘底本’情勢而純粹中國的口語言”的意圖［51］，同時《摩羅詩力說》一文所引征資料頗為駁雜［52］，為了“復古”而多用先秦典籍中通俗艱澀的詞匯、句式，并雜取19世紀japan(日本)傳來的新詞匯［53］，說話詞匯的改革與內在的事務的擴大拓展了文章的表達力與承載力，固然形成文風的艱澀，但有渾樸古樸與清峻的氣味。“時文”之空洞、繁雜，其病在過多展排蔓衍，用詞不敷精闢，宗旨不明且因須生常談而缺少新意。而通不雅《摩羅詩力說》全篇，以構造論，首三段破題立論，中心六段展排現實，夾以群情，第九段后半部門收束全篇，卒章顯志，文氣充分，可以或許貫串全篇，文辭絢麗，文脈順暢，是以反而不覺文章艱澀難明、佶屈聱牙。《摩羅詩力說》一文立意新奇，有奇特的創見，針對中國公民精力不振、文明日趨式微、詩教閉塞人心、重視實利的弊病，引征古今中外史實，痛斥時弊，力倡域外新聲，聲張摩羅詩人的對抗精力與不受拘束意志，以之作為“起其國人之重生，而年夜其國于全國”的良策，這也彰顯了“說”體文章的體式與意圖。

同時，中心六段魯迅應用史傳筆法，采取記事與評論相混雜的夾敘夾議的方法，特別描繪人物抽像，實在復原汗青情境。在記敘的同時引進小我的不雅點，構成一種評傳體，這是沿用了勃蘭兌文雅學評論的作風。在文中魯迅描繪了好漢拜倫、公民詩人普希金、復仇詩人密茨凱維支、克拉旬斯基與愛國反動詩人裴多菲等詩人抽像，同時敘及其詩作，詩人的傳奇經過的事況與作品中的人物、情節構成照應，兼具記敘、抒懷、群情，人物抽像繪聲繪色，汗青情境真正的可感，文氣激蕩，感情濃郁，終極到達情文相生的後果。固然群情的部門未到達《史記》“長短是曲即存于記事之中”［54］的論述評論天衣無縫的水平，評傳體的編製瑜伽場地也無法到達古文行文精闢、簡練的請求，但這種史傳與評傳相融會的編製確切是魯迅文章的新變。魯迅所論多警勵之語，足以提起全文，從敘事中生收回的論點也貼合所記之事，并非離開實事的空話，固然行文稍嫌繁復，但文氣順暢，可謂“因意富而篇長，不由詞蕪而文冗”［55］。

普通而言，文章以謀篇為先，這重要包含文章構造、段落、用筆等幾個方面。劉師培以為謀篇重于資料：“是知文章取材，實由謀篇而異，非因資料殊異，而后文章分歧也……是知作文立法，因意謀篇者其勢順，由篇生意者其勢逆。”文章寫作的各個步調應有所著重：“蓋必先定宗旨篇法，而后將現實填進，此所謂先案后斷法也。”作文需先定宗旨格式，不然會有損文氣流利：“然或因所代分歧，而口吻異致；或因一人數表，而前后殊途：并由謀篇在先，始能互不侵犯。推此可知，六朝人所作章表貴在立言得體，而不在駢羅現實，不願割愛，轉為文累。”［56］魯迅依據文章的立意謀篇對資料停止取舍，基礎做到文章各節“互不侵犯”。《摩羅詩力說》一文宗旨清楚，全文繚繞拜倫及其精力譜系蔓衍展排。在魯迅看來，拜倫是“惡魔派”詩人中最充足地表現了對抗精力、不受拘束意志的詩人，其精力蔓衍至西歐、東歐諸國，雪萊、普希金等詩人也是在拜倫的精力譜系下論及的。魯迅沒有過多論及拜倫的快活主義與灰心厭世，而是死力推重他的對抗意志與不受拘束精力，文中關于其余詩人的部門，也是以此來刪削而不旁逸斜出，以堅持全文宗旨的連接。文章中也說起雪萊的浪漫與抒懷、果戈里的譏諷與風趣、克拉旬斯基的以愛報怨，但由于他們缺乏激烈的對抗精力，不契合拜倫的譜系，故而一筆帶過。文章最后講述裴多菲的反動舊事，照顧前文拜倫因聲援希臘反動而逝世的業績。這部門行文簡單，魯迅在譯文《裴彖飛詩論》中彌補了對裴多菲的論述，由此可見他對資料的剪裁工夫。譯文展示出裴多菲親近天然、吟詠戀愛的一面，論及其詩歌作風則是“復諧而不掉于稚，溫潤而歡愉”，以為“蓋裴彖飛諸作，妙怡情面，而諷刺深入又不如裴倫赫納之厲”［57］，這與前文的闡述稍顯分歧。實在浪漫主義具有多重面向，魯迅只誇大其指向實際的一面。魯迅從宗旨動身，依據立意編排引征，拔取了浪漫主義對抗、激越而非溫潤或放縱的一面。文中關于摩羅詩人的資料，基礎上都是顛末魯迅的刪削，依照文章的宗旨設定論據，他留意各部門之間的轉機與連接，即“因意謀篇者其勢順”，所以文章頭緒清楚，文氣貫穿，論說無力。

周作人《哀弦篇》與《摩羅詩力說》宗旨、內在的事務附近，文風卻有差別。《哀弦篇》論及波蘭文人的哀怨、烏克蘭文人的憔悴、耶利米的哀歌，以為這些詩歌“達平易近情，振民心，用盡其先覺之任罷了”［58］。其宗旨在于征引域外興起平易近族面臨家國沉溺墮落時收回的悲痛之音以激起公民精力，這與《摩羅詩力說》的宗旨附近。可是《摩羅詩力說》一文行文流利，風骨遒勁，文風絢麗，是縱橫家文，而《哀弦篇》構造略顯渙散，文風清麗，其對資料基礎是具體展排，缺乏特別構想與剪裁，從文章行文的角度看，常識性的先容過多而缺乏需要的取舍，也缺少連接的意旨與微弱的文氣來加大力度文章的銜接、轉機，是以文氣略顯不暢，展排現實形成“文累”。周作人的文章與《摩羅詩力說》比擬，“它缺少后者所表示出的那種氣勢，那種豪情，以及那種異域的沾染力。在某種水平上，這也表示出了這對兄弟特性的差別，他們生涯立場的差別，學養和文學的差別”［59］。經由過程兩篇文章的比擬，可以浮現出魯迅文章構造、章法、作風的特征以及周氏兄弟晚期文章作風的分歧特色。跟著“五四”之后周氏兄弟思惟、人生途徑的分化（一為走出象牙塔的兵士，一為閉戶唸書的蓬菖人，并且有著取法魏晉文與六朝文的不合），他們的文章理念與文章作風有了更顯明的歧異。

結 語

余英時以為“20世紀的人文、社會迷信在樹立它們個體範疇中的‘常識’時，都曾奉天然迷信為典范”［60］。就文學研討而言，以迷信為原則，五四學人以實證主義方式“收拾國故”以及引進美國的“新批駁”，都是請求棄捐汗青佈景等文本之外的原因，以相似天然迷信看待客體那樣的方法，“讓它接收廣泛而又永恒不變的價值尺度的評價”［61］。但文學并分歧于天然物資，不克不及夠完整用天然迷信的法例剖析、評價、界定。何況中國原有的學術體系“有它本身特有的題目及其處理方法與技巧，并不克不及等閒地為東方體系所吸引”［62］。japan(日本)學者的材源考據論證周密、察看細致，是在傳統考據與近代實證主義、迷信主義思潮結合下發生的學術范式，自有其價值與意義，但不該是以疏忽人文研討固有的其他學術傳統。近代以來東方剖析哲學、迷信的哲學風行，深深影響到人文研討，對此余英時以為：

一方面由于東方中間論、迷信主義走向式微，而另一方面文明多元論已逐步成為人文、社會迷信界的共鳴，國粹作為一門學術已不再有消解于西學之中的風險。中國自有一個積厚流光的人文研討傳統，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竭刷新，卻依然未掉其原有的文明成分（cultural identity）……但國粹必需持續堅持它向東方人文社會迷信的開放性……西學不該再被視為“迷信之律令”或普世的真諦，它將作為參考比擬的資料而呈現在國粹研討的範疇之中。［63］

魯迅以為本身的文章中了“莊周韓非的毒”，在文章的字句、體魄上時常吐露出隨便和峻急來［64］。固然他時常表現對古文的惡感，但不成否定的是魯迅擁有古文的功底，在創作中同時具有文章與學問的影子。近代以來的學者，多留意魯迅學問的廣博、深摯、駁雜，死力尋覓其思惟、學問的本源。特殊是跟著迷信主義主導的古代學術體系體例的樹立，從常識論的角度熟悉魯迅的思惟及創作就更顯得瓜熟蒂落，“材源考”也是這一學術佈景下的產品。而文章學是中國人文研討的主要傳統，它重視的是文章的全體研討，追蹤關心文章源流、文章體式、文風騷變、行文規范，剖析文章的宗旨、構造、章法、字法［65］。在文章學的視野下重審魯迅晚期的白話論文，挖掘作者文章不雅念的流變及其文章的體裁特征，以及魯迅根據文章之道行文的技能與規范，或可成為對過于著重常識論的實證主義研討范式的回應與彌補。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魯迅的文章不雅念解脫了詩教“道統”的約束，在文章章法、作風上取法魏晉文而與文風陰柔、雅潔的桐城文拉開了間隔，經過東方古代文學理念的感染，終極在從文章向文學改變的經過歷程中，構成了一種“非文章的‘文章’”［66］，而文章家魯迅的身影一直在此中時隱時現。

注釋：

［1］中島長文以為魯迅所作《人世之汗青》所據底本是海克爾《宇宙之謎》的日譯本以及日人所著《退化新論》和《退化論講話》，是“堂堂正正地偷盜”（原文：“年夜丈夫は実に堂々と盜むのである”），拜見中島長文「底本〈人世の歴史〉」，『滋賀年夜國文』第16號、第17號，1978年、1979年。陳福康以為《人世之汗青》是魯迅“編譯”而成，固然有大批施展，但“魯迅在該文中基礎上沒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新的實際，是以不克不及稱作嚴厲意義上的‘論文’”，拜見陳福康《對“魯迅晚期五篇論文”提法的商議》，《天津師年夜學報》1983年第4期。《摩羅詩力說》的材源考，見中島長文「底本〈摩羅詩力の說〉」第4—5章、第7章，『飆風』第5號、第6號，1973年、1974年；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何乃英譯，陳秋帆校，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83年版。《迷信史教篇》的材源考見宋聲泉《〈迷信史教篇〉底本考略》，《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9年第1期。中島長文、北岡正子、陳福康等研討者對魯迅這幾篇文章屬于“編譯”“剪裁和粘貼”的評價為后來的研討者所沿用。宋聲泉在對《迷信史教篇》的底本考據中以為固然該文屬于“編譯”的性質，但“魯迅是以文章之法對課本編共享空間製做了新的統合”，熟悉到了魯迅論文中“學問”與“文章”的聯繫關係。

［2］沈杏培以為japan(日本)學界的中國現今世文學研討采用的實證研討形式存在“論從史出”的邏輯、預設“japan(日本)影響”的先在性、邏輯論證欠亨等題目，表現了學術心態上的某種霸權偏向，方式上顯得俗氣、機械。拜見沈杏培《中國現今世文學研討中的“強行聯繫關係法”指謬》，《文藝研討》2018年第4期。不外實證研討結論的誤差能夠是研討程式自己存在的題目，而非學術霸權的心態在起感化，將實證研討一味斥之為“俗氣、機械”，異樣會使對題目的考核簡略化。

［3］吳承學：《中國文章學成立與古文之學的鼓起》，《中國社會迷信》2012年第12期。

［4］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第325頁，中華書局2014年版。

［5］［9］趙京華：《北岡正子魯迅研討的方式論意義》，《古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3期。

［6］［11］北岡正子：《魯迅 救亡之夢的往向：從惡魔派詩人論到〈狂人日誌〉》，李冬木譯，第33頁，第84頁，三聯書店2015年版。

［7］拜見王彬彬《魯迅研討中的實證題目——以李冬木論〈狂人日誌〉文章為例》，《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3年第4期。

［8］藤井省三：《淺談japan(日本)中國古代文學的“實證研討”與“比擬研討”——與沈杏培博士商議》，《文藝研討》2018年第12期。

［10］［12］陳平原：《古代中國的述學體裁》，第342頁，第338頁，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版。

［13］De Quincey,“Literature of Knowledge and Literature of Power（1848）”, Critical Essay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21, p.340.

［14］［15］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第60頁，第58—59頁，東京博文館1906年版。譯文轉引自張健《純文學、雜文學不雅念與中國文學批駁史》，《復旦學報》（社會迷信版）2018年第2期。

［16］［17］［18］［19］［39］獨應（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任務因及中國邇來論文之掉》，《河南》1908年第4期、第5期。

［20］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第23頁，岳麓書社2011年版。

［21］周作人晚期文章的材源考拜見根岸宗一郎「周作人留每日天期文學論の材源について」，『中國研討月報』583號，中國研討所1996年9月。

［22］劉師培以為，“前人詩賦，俱謂之文”。拜見劉光漢《論文雜記》，《國學學報》1905年第6期。

［23］拜見王風《劉師培文學不雅的學術資本與論爭佈景》，夏曉虹等《文學說話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安徽教導出書社2006年版。

［24］“文章”屬“美術”之一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的“美術”不雅、“純文學”不雅受坪內逍遠《小說神髓》、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王國維等影響，拜見王曉平《近代中日文學交通史稿》，第254—255頁，湖南文藝出書社1987年版；張勇《魯迅晚期思惟中的“美術”不雅念探源——從〈儗播布美術看法書〉的材源談起》，《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7年第3期。

［25］拜見方苞《徐司空詩集序》，《方苞集》下，劉季高校點，第605頁，上海古籍出書社1983年版。

［26］［28］［29］朱自清：《詩言志辨》，《朱自清選集》第6卷，第230—266頁，第257頁，第265頁，江蘇教導出書社1990年版。

［27］鄭玄：《禮記公理》，孔穎達公理，郜同麟點校，第1196—1197頁，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版。

［30］［31］［32］［33］［34］［35］［36］［37］［40］令飛（魯迅）：《摩羅詩力說》，《河南》1908年第2期、第3期。

［38］［58］獨應（周作人）：《哀弦篇》，《河南》1908年第9期。

［41］李震以為18世紀的歐洲詩學“其配合點是力求將詩學題目歸入新興的發蒙感性……歐洲詩學老是樂于將詩學與國度、平易近族的命運，與教導、發蒙連在一路”，“《摩羅詩力說》在最基礎上就是一部發蒙詩學”。李震：《〈摩羅詩力說〉與中國詩學的古代轉型》，《中國社會迷信》2009年第3期。

［42］［43］吳訥：《文章辨體序題疏證》，凌郁之疏證，第3頁，第172—176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6年版。

［44］劉勰：《文心雕龍注》上，范文瀾注，第328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58年版。

［45］拜見吳陸地《魯迅與“拜倫主義”的對話——以晚清、五四時代兩次“拜倫熱”為中間》，《魯迅研討月刊》2020年第7期。

［46］［66］孫郁：《非文章的“文章”——魯迅與古代文學不雅念的轉型》，《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7年第4期。

［47］拜見陳平原《古代中國的“魏晉風采”與“六朝散文”》，《中國古代學術之樹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間》，第314頁，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版。

［48］［49］［50］［54］［55］［56］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討》，第35頁，第120頁，第122—124頁，第160頁，第124頁，第125—126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51］［53］寇志明：《魯迅晚期論文中的說話學意圖：用白話為漢語文學發明“純粹”詞匯》，黃喬生譯，《上海魯迅研討》2006年夏。

［52］拜見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何乃英譯，陳秋帆校。

［57］令飛（魯迅）：《裴彖飛詩論》，《河南》1908年第7期。

［59］寇志明：《〈河南〉雜志：魯迅晚期白話論文的汗青、思惟佈景以及周氏兄弟心目中文學的任務》，劉云譯，《古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5期。

［60］［61］余英時：《試論中國人文研討的再動身》，《國粹與中國人文》，第23頁，第25頁，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

［62］［63］余英時：《“國粹”與中國人文研討》，《國粹與中國人文》，第15頁，第19頁。

［64］魯迅：《寫在〈墳〉后面》，《魯迅選集》第1卷，第301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

［65］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國文章學的成立》，《復旦學報》（社會迷信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