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意義與局限——思惟史視域里的李澤厚
作者：陳明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人文》第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22年9月）
從八十年月說起
八十年月多主要，李包養管道澤厚就多主要。
中國社會在文革極左的封閉停滯之后于八十年月重啟前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將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目標懸擱，執政黨的任務重心轉向經濟發展，東方思惟也就隨著科學技術一路進來。李澤厚敏銳，率先喊出“要康德，不要黑格爾”。康德、黑格爾是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黑格爾的體系以絕對理念為中間，將歷史視為絕對精力的呈現過程，是即精力現象學。這一所謂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更像是一種感性神學。康德則持人類中間立場，因為感性無限，物自體不成知，人于是成為立法者，成為世界建構的起點和目標。康德哲學作為法國啟蒙運動的回聲，正好跟中國八十年月的社會需求相合適。黑格爾恰是看到康德的抽象個體無法描寫更無法解釋人類文明才批評康德，建構起一個以絕對精力為中間的龐年夜體系。另一方面，對于中國來說，康德對黑格爾那樣一個有著嚴重歷史決定論顏色的目標論體系同樣也有批評或解構的感化。是以，李澤厚在“要康德不要黑格爾”的選擇下樹立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對于后文革時代的中國天然有著很年夜的吸引力、很年夜的意義。
李澤厚往世后良多人寫文章，或抒懷懷舊或借機吐槽，但真正有重量的幾乎沒有。他起首是一個思惟史上的人物，其次才是誰誰誰的老師、伴侶，所以，最好的懷念應該是把他的離開視為一個思惟史事務，需求從思惟史、從他與時代的關系往討論他的思惟。我在一九八四年與他通訊，一九九四年見面成為忘年交，他往世前一個月還在微信上互動，各種細節歷歷在目。二零一六年紀念龐樸的座談發言中我說龐已經是儒家，李澤厚他們都還是五四下的蛋。龐很早就有對五四的反思，在我的博士論文評閱書包養妹中說我的論文標志著五四以來那種反傳統寫作的終結。崔健有首歌叫“紅旗下的蛋”，我借用這個意象指稱那些思維方法、精力價值打著五四烙印的諸多人物。九四年《原道》創刊時我撰“啟蒙與救亡之外：中體西用在近代的展現”給刊物定調，李澤厚就很不以為然。當這話傳到波齋，他脫口而出“我如果五四下的蛋，他陳明就是張之洞放的屁！”
近代、五四和八十年月這些時間節點在分歧的話語里被編織成分歧版本的巨大敘事，李澤厚天然是此中最為主要的一家之言。
“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八十年月湖南教導出書社發布了一個叫《新啟蒙》的刊物，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就發表在下面，完善詮釋了刊物名稱：五四是一個啟蒙運動，后來被救亡壓倒，明天需求從頭啟動將未完成的啟蒙進行究竟。可是，“新啟蒙”三字并不新，早在30年月就在延安出現，陳伯達、艾思奇等認為五四的啟蒙是資產階級倡導的因此是舊的，需求被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啟蒙替換。《新啟蒙》的“新”是繼續、承接前者的意思，而“新啟蒙”的“新”則是超出、覆蓋前者的意思。這既是五四啟蒙說的發生學起點，也是近代歷史敘事被改變的起點。
啟蒙的本義是點燈照亮，由暗中變為光亮，enlighten，啟蒙運動則是Enlightenment。康德說啟蒙就是應用感性走出不成熟狀態。啟蒙運動則不僅是思惟性的，也是政治性的，重要是基于個人權利的反封建專制，崇尚感性感化，強調平易近主軌制等內容。據此或許可以討論:五四是不是這樣的啟蒙？是不是這樣的啟蒙運動？
五四明顯分為有兩個階段，《新青年》雜志為中間的新文明運動和反對巴黎和會的“二十一條”而起的街頭抗議運動。后者很明顯是一個反帝的愛國的運動對，後面的新文明運動講白話文，反傳統，邏輯是魯迅所謂“要我們保留國粹先得國粹能夠保留我們”，言下之意“打垮孔家店”乃是因為它不克不及包養網評價“保留我們”。“保留我們”就是救亡，只是相對康有為“保國會”章程里的“保國、保種、保教”，儒教被新文明即德師長教師、賽師長教師替換。從這里看，五四跟啟蒙運動幾多存在某種交集。但需指出的是，當時還有“科學救國”、“平易近主救國”跟“教導救國”、“實業救國”甚至“宗教救國”諸口號，這意味著科學、平易近主的引進乃是作為救亡的計劃、手腕被提出或引進的。這意味著救亡與啟蒙并不是統一層面的并列概念，而是存在目標和手腕的關系區分。是以，“救亡壓倒啟蒙”的命題從歷史的角度說并不成立。目標和手腕的結構關系決定了啟蒙服務于救亡，真正的謬誤只能夠會是啟蒙吞噬救亡，而不成能是什么救亡壓倒啟蒙。新文明運動兩個刊物，《新青年》是“新”，《新潮》也是新，前一個是相對傳統之舊而言，后一個則是指舊傳統的復興，因為《新潮》的英文就是Renaissance。新的青年還是中國人，新的潮水更是傳統的復活，目標都是振興中華，而“振興中華”最後就是當年孫中山成立時“興中會章程”的包養網dcard主旨。
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將兩個概念并列包養違法意味著啟蒙從手腕到目標的改變，意味著對五四呼喚平易近主、科學之救亡語境的抽離。陳伯達他們的新啟蒙說包括啟蒙、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舊和新）兩組概念，一個屬于以個體為主詞的資產階級思惟論述，一個屬于以階級為主詞的無產階級思惟論述。“新啟蒙”意包養甜心網在強調“新”，即無產階級這一個歐洲非主流話語的意義，李澤厚等接過話頭，則是為了強調“啟蒙”這一歐洲主流話語的意義。拋開二者政治上的對立，陳、李的配合之處都是試圖借助東方的“普世話語”來解釋中國近代歷史事務，將中國社會的發展引進了東方中間的單線進化論所規劃的歷史軌道。這不僅意味著歷史哲學上的變化，也意味著政治哲學上的變化，使得中國文明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內在性和整體性不僅得不到尊敬，反而被視為非典範個案加以規訓改革。
五四的啟蒙符號化就是一個例證。無論後期的新文明運動還是后期的街頭運動都是一種平易近族自救和奮起抗爭的活動情勢，跟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反動一樣，主題都是救亡，主詞都是中華平易近族。我曾在《反思一個觀念》的文章中批評那種用變技、變制、變教的遞進來整合這一進程的理論（殷海光等）。因為依照那種邏輯，不變制、不變教就無法救亡圖存，但事實上我們從救亡到復興重要靠的是工業化和制造業，靠的是年夜一統的軌制結構及其組織才能，在此基礎上傳統文明也越來越成為文明信念的支撐和文明認同的依據。在反動敘事里主詞是階級，在啟蒙敘事里主詞是個體。它們對中華平易近族的替換或改變是最基礎性的，因為不僅改變了近代史的性質，將其從振興中華的救亡圖存改變成了階級束縛與個性束縛尋求，並且轉換了這一歷史過程和事務中的中西關系性質——殖平易近與反殖平易近、侵犯與反侵犯關系中政治、軍事對手的基礎關系，被科學技術上的學習者或模擬對象的關系替換……
五四啟蒙說提出后將其發揚光年夜的乃是不受拘束主義者。在各種證據表白《新青年》和《新潮》很難支撐這一說法的時候，高全喜還找到了《學衡》雜志，認為它“昌明國粹，熔化新知”的主旨與蘇格蘭的啟蒙精力或氣質分歧。用學衡派來拯救五四的啟蒙位置意味著以《學衡》包養情婦為新文明運動的旗幟標桿，而它底本是與《新青年》與魯迅、胡適、陳獨秀分庭抗禮的對臺戲。主編吳宓認同的是曾國藩、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儒家主張，許多儒教會的人都被他拉進往充實陣營。啟蒙說的維護搶救這般艱難，說明它底本就是一種理論虛構一種意識形態幻覺，說明東方中間的單線進化論思維方法隨著時間的推移日顯荒謬。
當然，兩種敘事的產生、傳播和被廣泛接收說明它們自有其歷史與現實的根據與意義，說明歷史的復雜社會的多元，分歧的敘事多元共存將是常態——必須承認個體價值的凸顯和政黨組織的確立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內在構成和支撐。但作為理論話語，它們之間條件和目標上的緊張也是無須諱言的，思惟界有需要對彼此間的關系進行梳理，對階級束縛的反動話語、個性束縛的啟蒙話語、救亡圖存復興話語三者的理論關系、實踐次序遞次，尤其是現實中若何定位結構進而構成傑出思惟生態加以討論。“救亡壓倒啟蒙”暗含的結論是啟蒙乃歷史的應然或目標，現在需求補課；“無產階級只要束縛全人類才幹最后束縛本身”的口號則暗示著另一種謎底。尤其需求留意的是，中共十六年夜黨章修正已經把“中華平易近族先鋒隊”寫進黨章，預示著調整的標的目的。
明天也有人呼吁“通三統”。從儒者角度說，起首需求做的或許是以儒學精力建構以中華平易近族為主詞的復興敘事，為左鄰右舍及各種思潮的積極互動供給一個基礎平臺，因為明天的各種發展都可以視為中華平易近族歷史性命的新形態。八十年月誠然主要，但它終將只是作為出色一章鑲嵌在五千年的歷史冊頁之中。
關于“西體頂用”
“西體頂用”來自“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里包養網車馬費提出“舊包養ptt學為體，新學為用”、“包養app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體和用這一對概念，有實體與效能、主與輔、本體與現象多種分歧含義，這里重要是主與輔的意思。從消極的角度說它是對頑固派對立西學與中學的回應，積極的角度說則是對外鄉文明觀念與外來思惟觀念作出的結構定位。假如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暗含的啟蒙話語可以表述為個體敘事，陳伯達新啟蒙中的反動話語可以表述為階級敘事，那么基于近代救亡語境和主題的中體西用論或許可以叫做平易近族敘事。
中體西用的論域里，代進“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對啟蒙為人類社會發展必經階段的預設，李澤厚西體頂用說的意思就非常顯豁了。體與用的三層意思，實體與效能、主與輔、本體與現象，他選取的是實體與效能，substance和function義項；所謂東方的實體就是科學、技術、軌制、文明。東方的這些東西中國人拿來用，就叫“西體頂用”——這是他“西體頂用”的另一種說法，非正式卻更能體現其思緒。
有段時間他總是要我向他降服佩服，根據就是中體西用來自張之洞，而張的《勸學篇》里有“教忠篇”，講國家若何愛平易近，國民為何應該愛國。中國政治思惟沒有國家社會二分的預設，《孝經》說“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品”，而“六包養網評價合國親師”李本身也不反對，是以我不接招。就西體頂用而言，他的實體-效能選項偏離了體用概念的傳統哲學屬性，反而是“東方的東西中國人拿來用”的說法存在進一個步驟詮釋空間。“用”是應用或采用的意思，這就預設或承認了中國人作為應用、采用東方之體（科技軌制文明等）的主體位置，而這個主體之所以這般是因為這個“體”對本身具有有效性，這種有效性的鑒定依據則是中國人價值目標與效能需求。于是，他的西體頂用就可以轉換為中國人的意志為體，東方的科技軌制文明為我所用了。“這就是即用見體，回到了張之洞”，我說。
他反對。因為他還有這樣的理論闡釋：“‘學’（學問、知識、文明、意識形態）不克不及夠作為‘體’；‘體’應該指‘社會存在的本體’，即國民年夜眾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涯。” “在這個最最基包養價格礎的方面――發展現代年夜工業生產方面，現代化也就是歐包養網心得化。我提出的‘西體’就是這個意思。”“假如承認最基礎的‘體’是社會存在、生產方法、現實生涯，假如承認現代年夜工業和科技也是現代社會存在的‘本體’和實質”；那么，生長在這個‘體’上的自我意識或‘本體意識’（或‘心思本體’）的理論形態，即產生、維系、推動這個‘體’的存在的‘學’，它就應該為‘主’，為‘本’，為‘體’。這當然是近代的‘西學’，而非傳統的‘中學’。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又依然可說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將現代化同等于年夜工業生產、同等于歐化，晚期現代化理論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非常清楚，無法爭論。但不克不及不指出，這完整消解了中體西用命題所對應的歷史語境，也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后的成分政治以及并非虛構的文明沖突、年夜國博弈等嚴峻問題。
他的“中學為用”是指在私家領域發揮輔助性感化，因為它不適應現代化的廣泛包養甜心主義的西學之體——“啟蒙要落實在軌制上，才算完成”。那么，被邊緣化的中學畢竟棲身何處？作為文明心思結構積淀在心里，像儒家的東西就是作為私家品德存留在私家領域。我一向追問他愿不愿意說本身是儒家？他一向回避。本年炎天的一次電話中他包養意思忽然說了一句本身是儒家，但當我追問這是什么意思的時候，他又反悔了。《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出來后，他的學生寫了個書評，我問感覺若何？他說不怎么樣。我說是不是因為把你放到了歷史唯物主義譜系而你心里是盼望接到傳統接到儒家？他笑而不答。
可以確定他的心里是裝著中國的山水年夜地布衣蒼生的倫常日用的，所以才把穿衣吃飯看得很主要，高度評價改造開放，甚至對秦始皇也多有確定。只是他的思維被深度啟蒙，即便在他的私家領域儒家文明因子也蹤跡難覓。中體西用、西體頂用作為分歧的兩種現代化理論明天或許已經見出分曉，但作為一種中西文明關包養網評價系的設定原則落實于個體之身，其間的得掉長短以及可托可愛的明智感情之糾結是國人近代廣泛包養意思的難解心結。他的糾結或許也是來自這里。
關于巫史傳統
二〇〇四年《原道》創刊紀念時我訪談李澤厚。他問“你這十年原出個什么道來沒有？”我覺得這話像調侃，就反問那你這么多年又原出個什么道來了沒有？他說有啊！是什么？答曰“巫史之道。”
余英時講現代中國思惟來源的《論天人之際》完整不提李著當時有點不成解，現在看很正常。余是徵引帕森斯哲學衝破的概念講感性化、倫理化，目標是把中國文明納進世界體包養網ppt系；李則是講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在中西文明比較的視域里要給出中國文明的知識描寫。雖都講思惟來源，余包養一個月以倫理化講衝破，朝向現代的普世價值；李以巫史講本源，要以中國的becoming與希臘的being相區別，強調講中西之異。包養犯法嗎這種尋求對于被各種巨大敘事掩蔽的中國歷史和文明來說有著打開一扇窗戶發現當地風景的特別意義。
一九九七年他說本身以前曾用實用感性、樂感文明、感情本體、儒道互補、一個世界描寫中國文明，“明天則擬用巫史傳統一詞統攝之，因為以上概念其本源在此”。巫史傳統可以統攝實用感性、樂包養甜心網感文明、儒道互補等一干概念，可見他是以此定義中國文明的整體特征。具體什么意思？他說：“原始巫君所擁有的與神明路況的內在奧秘氣力的德，變而成為請求后世皇帝所具有的內在品德品質操守。”“周公制禮作樂完成了內在巫術禮儀感性化的過程；孔子釋禮歸仁，完成了巫術感情感性化的最終過程。巫術禮儀內外兩方面的感性化，使中國沒出現東方的科學與宗教。”其包養網推薦實，在《今讀》里，他就曾寫道：“遠古巫史文明使中國……倫常、政治均籠罩和滲透在神圣的宗教感情之下。由畏（殷）而敬（周）而愛（孔子），這種培養著感性化的感情成為儒學的重要特征。”
就像從文明心思結構講孔子的意義一樣，這種儒學解讀更接近儒學在歷史和現實中真實感化和位置，使我們意識到儒學不只是所謂的哲學或概念知識，而是我們生涯和性命的文明經驗。可是，在中西比較視域，將它作為中國文明的本質整體往與東方對照，就顯得不太妥當了。為什么？起首，它們只是儒學的一個方面，是儒學系統的某種社會、歷史的呈現，在它的背后有一個更為基礎的系統。要對中國文明進行描寫并與他者進行比較，僅僅在這一層面走馬看花是最基礎不夠的。既然巫史傳統使中國倫常政治籠罩和滲透在宗教感情之下，那么，難道不應該往討論這個宗教究竟是什么？其次，把它當作區別于東方文明的特征往進行比較，也年夜可斟酌，因為所謂特征本就是比較的結果，而真正的比較應該是系統性的，即基于儒學的整體掌握，在最高范疇的統攝下，也就是從孔教的世界圖景、存在次序包養sd以及發生佈景等進進。此外，比較得以成立的條件是雙方具有可比性，如筷子和叉子，都是一種用餐東西，雖然二者存在種種分歧，但基于人都需求飲食這一基礎，就是說差異后面的某種人道需求乃是雷同的。這般，比較才不是執台灣包養著于分別心以差異為本質，而是根據心同理同的人道懂得進進歷史懂得自我與別人，思慮文明形態的多元性與開放性。
李澤厚的情本體以“畏”、“敬”、“愛”為軸線展開。殷商時期的“畏”指貪吃紋的獰厲之美所體現出來的恐懼心思，與超驗的奧秘氣力對應；敬，體現在周公的敬德保平易近原則里，因為小邦周代年夜國殷意味著“皇天無親，惟德是依”；愛，來自孔子的“仁者愛人”，而仁是“天心”。總而言之，三者都有一個超驗存在的條件。但李對這個條件不加深究，僅僅只是從經驗個體輕描淡寫，并據以建構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天然不會往在個體之外承認包養一個月價錢、追問、預設感情的絕對主體和最終本源即天了。事實卻是，《易傳》本于元亨利貞之四德，講“與六合合德”，講“正人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六合之年夜德曰生，這個德不是倫理或品德之德，而是作為生物之心的仁。對比基督教的神圣之愛（Agape），道家的“六合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對此可以獲得更深層次的懂得。包養故事
再看李的對比結論：東方由巫脫魅而走向科學與宗教；中國則由巫史而直接過渡到禮（人文）、仁（人道）的感性化塑造。把東方文明說成希臘的感性精力與希伯來的宗教感情的二元結構，應該是非常晚近的事，而巫史傳統講的是來源問題、晚期論域。即便疏忽時間維度，希臘的羅各斯精力作為米索斯的對立面出現代表著感性，某種水平可以說是一種科學的精力（雖然被培根的《新東西》替換），但這很難說就是一個脫魅的問題——這個詞作為感性化的內涵述指的是現代性本質或許起點。源于近東的基督教產生在羅馬帝國——希臘因為氏族社會城邦化原始宗教如祖先崇敬等被替換，而帝國需求統一的精力圖騰，萬神殿難擔此任；城邦與帝國是東方文明演進的現實佈景。比較的系統性，還包含對思惟與這些歷史環境互動關系的考量。從這一視角看，周公所制訂的禮樂，不只是人文（humanity）意義上的人或文，更是一種禮樂情勢的政治軌制。
李坦承本身論述很細緻。其實，對于一個具有巨大敘事規劃的原創性思惟家來說細緻不僅不應苛求，還可視為原創性的標志。只是在我看來，這里指出的問題并非細緻之掉，而屬于方式論內傷，是啟蒙敘事、西體頂用之現代性視角和立場的後天缺點。因為它預設了東方的廣泛性，選取的是一種現代性的個體論視角，有興趣無意之間掩蔽抹殺了中華文明的整體獨立性。與錢穆、徐梵澄等人暮年感嘆中國文明的奧義與妙處在天人合一分歧，李澤厚幾回再三援用格爾茲的話“成為人就是成為個體”。這一點加上五四時期中國無宗教論以及宗教落后論的影響，也就導致了第二點，即對天的漠視。法國社會學家孔德五四時影響很年夜，他認為人類的文明第一個階段是宗教，第二個階段是哲學，第三個階段是科學，換言之宗教在品德和知識上雙重落后。這或許就是美育代宗教、品德代宗教、科學代宗教種種聒噪的認知緣由。李對孔教是一有機會就包養平台譏笑，還有“孔教報廢”的打油詩。其實講不講孔教或用不消宗教這個名詞并不主要，關鍵是天這個終極概念無法回避。將它報廢解構，儒學就只能是包養心得一地的人類學碎片，乾父坤母的世界包養網ppt圖景也就隨之風聲鶴唳。他講禮著重倫理內涵，但在《禮記》禮乃是“本于太一”的“六合之序”。夫子自道與巫史同途而殊歸，尋求的是天之德義。一個人思惟的性質和價值應該是由其起點還是由其所尋求的目標歸宿決定？謎底當然只能是后者。為什么在捕獲到諸多現象包養俱樂部后需求更上層樓打開向上一機之時李澤厚卻要背道而馳退回巫史錯過峰巔之上的無限風光？因為他對人的懂得是個體性、肉身性的。他說不再搞美學是因為生物科學不夠發達，儒學四期最終歸于“情欲論”的情本體，都是這樣一種還原論思維——用荀子的話說就是“蔽于人而不知天”。
此外，還能夠因為他對儒學的懂得重要是基于四書的系統，而對經學卻因拒斥而生疏——這也是五四的后遺癥，更遠則可以追溯到朱子的“以理代天”。李澤厚曾譏笑牟宗三注釋康德而不愿專心于儒門經典，因為他本身撰有《今讀》。其實，《論語》只是孔門後輩對孔子言論的回憶記錄，孔子本身的著作是《易傳》和《年齡》，《易》為群經之包養心得首，而《年齡》則孔子說“知我罪我其惟《年齡》”。一個佐證是，他雖然重視漢代，但卻以漢學為荀學。漢代儒學顯然是經學，荀子思惟假如有所體現，那也是作為經學元素進進發用。作為漢儒之宗的董仲舒，其《年齡繁露》推天道以闡人事的天人之學才是孔門之正。
對一位思惟大師的紀念文字不僅感性平視，甚至近乎酷評批評，為什么？起首，因為我一向就是以這種直爽的方法與他來往。事逝世如事生，我信任白叟家的在天之靈依然盼望看到我的快人快語，只是我再也聽不到他的反駁了——以前每次爭論的最后一句話都得是由他說，當時很是不忿，現在思之不由泫然淚目！第二，我自認儒者，他雖然與儒家儒學有良多交集，但思惟學術上重要還是個不受拘束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相得益彰與你何關？我在與他聊起身前身后名時，他曾說本身可以排在康有為之后，后來甚至要直接上承朱子。既然這般，那就不得不年齡責備賢者盡一個儒者提問的天職。最后也最有興趣義的一點是，講中國文明，他勾畫了一個輪廓，開了個頭，但準確度若何？深度怎樣？既關乎社會科學知識，也關乎文明自負、文明自覺。就此展開對話，深化論題，應該才是對作為思惟家的他老師長教師致敬的最好方法。（碧泉書院 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