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確要求：2013年3月，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科協、科技界委員聯組討論時強調，“要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聚集產業發展需求，集成各類創新資源”。2018年5月，在出席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時要求，“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加快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轉化”。2024年9月，在主持召開全面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時強調，“鼓勵區域內高校、科研院所等布局建設技術轉移和產業化服務機制，提高產業鏈創新鏈協同水平”。2025年3月，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科技創新和產業九宮格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具有堅實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基礎，深刻揭示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規律與最優路徑，是新時代發展新質生產力理論的重大創新，為推進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科學指引和根本遵循。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發展邏輯
歷史邏輯：推動科技與產業互動關系的不斷躍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和特征”；“傳統意義上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的邊界日趨模糊，科技創新鏈條更加靈巧，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產業更新換代不斷加快”。習近平總書記對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趨勢作出科學研判，揭示了科技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引擎”，產業體系作為生產關系的“載體”，兩者交互迭代、融合演進的歷史發展趨勢。
從歷次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來看，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之間的關系不斷深化發展，并逐漸形成“雙螺旋結構”的互動演化機制（表1）。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蒸汽機為代表，其技術突破催生了機械化大生產的工廠體系，實現了手工勞動向機器生產的飛躍。這一時期，科技創新首次成為推動產業規模化、組織化、系統化擴張的重要動力，走向經濟體系的關鍵地位，為現代工業體系奠定基礎。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電力、內燃機、通信技術等領域的技術創新極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塑造了新的產業形態；然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真正的大發展并非僅僅依靠科技創新本身，而是來源于戰時體制下的國家集中投入和對軍工產能的系統配置。二戰后，科技能力迅速實現民用化，“軍轉民”所帶來的消費升級和產業更新，進一步帶動了大規模科研體系的發展。在這一階段，創新驅動不斷深化的同時，產業發展尤其是國家戰略需求的拉動作用逐步顯現，成為引導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力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突破帶來了以信息為核心要素的變革。以計算機、半導體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不僅構建了新的產業生態，更滲透并重構了傳統產業，帶動幾乎所有領域發生了以信息化、網絡化、泛在化、結構化為特征的群體性技術革命，科技驅動、產業驅動的雙輪驅動模式逐步成型。
當前，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交匯的歷史節點，科技創新已表現為高度復雜的知識體系，現代產業體系也經過不斷分化與重構，形成涵蓋多層次、多鏈條的龐大結構，人工智能、大數據、智算等底層通用技術的突破顯著加快了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關系，正從傳統的線性轉化邁向結構性耦合，融合體現在維度、密度、廣度、強度上的全面躍升，形成既獨立發展又緊密融合的“雙螺旋結構”。
理論邏輯：對馬克思主義及傳統理論的創新性突破
科技并非游離于經濟之外的純粹知識體系，而是內嵌于生產關系和社會組織體系中的根本變量，并呈現出周期性的躍遷和階段性的突破，伴隨著舊的生產關系的解體與新的社會形態的萌生。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科學技術是推動生產力躍升的關鍵變量。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產力的本質，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統一體。他明確指出，“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在論述社會發展的歷史形態變遷時指出：“現代工業的基礎是科學的發現和發明，它們周期性地引起生產方式的革命”。恩格斯在論述產業創新的驅動力時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10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西方學界圍繞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關系也提出了若干具有階段性意義的理論。熊彼特提出“創造性破壞”概念，強調了創新的驅動作用，但低估了國家作為結構性技術驅動者的作用，無法解釋政府在新興產業中的系統性配置與路徑塑造能力。弗里曼則以“國家創新體系”理論解釋日本的技術追趕成功依賴于制度性網絡的協同運作，忽視了國家在戰略性關鍵技術領域主動塑造創新生態的組織能力。波特則提出產業集群內的微觀競爭機制對創新能力具有推動作用；然而，其理論核心在于產業組織層面的優化配置，并未觸及科技創新與產業體系共構演化的內在機制，也缺乏對國家戰略目標引導下技術路徑塑造能力的解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而不優。新形勢下，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支撐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方式已不可持續，我國發展正面臨著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的繁重任務”；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
當前，現代化產業體系在全球發展格局深度調整中面臨的結構性挑戰，主要包括：社會組織形式的深層重構，催生出新型產業分工與協作機制；經濟發展規模的持續躍升，對高效能配置提出更高要求；綠色轉型的系統性變化和資源環境承載約束力，使得高端化、智能化和綠色化成為必然要求；科技創新范式的深刻變革，推動知識生產、技術應用和價值創造體系發生根本性重塑。新質生產力發展強調以“創新”為第一動力，闡明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強調“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傳統經濟學將科技視為外生變量、將產業視為靜態結構的局限，轉而從系統協同、結構優化、動態發展的角度，全面拓展了創新的理論內涵，不僅將“創新”提升為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核心理念，也首次在理論上系統界定了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內核的先進生產力形態，構建了以融合發展為根本路徑的新質生產力理論框架。這一理論創新，不僅深刻回應了新時代國家發展所面臨的系統性挑戰，也為引領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理論支撐與時代指引。
實踐邏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夢想。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迅速重建科技體系，設立中國科學院，提出“向科學進軍”，為工業化奠定了科技基礎，并實現了“兩彈一星”等重大突破。這一階段，科技創新體系主要依托計劃體制，盡管市場機制尚不健全，但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在國家統一部署下各自積累發展，推動我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歷史跨越。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體制改革與市場機制建設并舉，科研單位與企業逐步實現分工協作，并主要通過技術引進推動產業體系向市場化、高技術化方向發展。這一階段形成了以開放導向為特征的引進發展路徑，科技創新側重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產業創新則聚焦于體系建設與結構升級，互動仍以線性轉化模式為主。進入21世紀，自主創新被提升為國家戰略，一批重大科技專項被組織實施，顯著增強了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也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產業體系的轉化。這一階段，科技創新日益成為牽引產業轉型的關鍵力量，開啟了以自主創新為驅動力的發展路徑，為邁向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國內生產總值（GDP）由2012年的54萬億元增長到2024年的134.9萬億元，穩居世界第2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從“跟跑”“并跑”向“領跑”邁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新能源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已邁入系統重塑的全新階段，呈現出“雙螺旋結構”下講座的“統域部署、貫鏈融通、聚能驅動、躍維重構”演進態勢（表2），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統域部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已從“點狀突破”向“區域協同”“系統聯動”加快演進。融合的空間格局不斷擴展，打破了原有區域、行業、組織的壁壘，科技資源與產業要素在更廣范圍內流動重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各地政府、科研機構與龍頭企業協同布局、優勢互補，推動形成跨區域、跨行業、跨平臺的創新融合網絡。例如，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作為重要支點，逐步構建起“國家引領—區域聯動—平臺協同”的多層級空間體系。
貫鏈融通。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路徑已不再是“成果轉化”式的單向邏輯，而是貫通“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應用—中試驗證—應用推廣”的全鏈條耦合模式。一方面，抓產業創新，要守牢實體經濟這個根基，堅持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開辟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新賽道并重；另一方面，抓科技創新，要立足于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著眼于全球產業發展和變革大趨勢，打好主動仗。從科技端看，2024年我國研發經費達3.6萬億元，基礎研究經費占比升至6.91%；從產業端看，2024年中國全部工業增加值完成40.5萬億元，其中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1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超過2萬億元，科技投入已成為推動產業升級的核心驅動力。
聚能驅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密度持續提升，表現在創新要素和組織機制的高頻互動與協同聚合，技術、數據、場景、人才、標準等關鍵要素正被重構為動態協同的“共創網絡”。從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頂層要求看，一個關鍵點是打通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通道，不斷釋放創新潛能，加速聚集創新要素，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當前，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數據、綠色技術等加快滲透制造、醫療、交通、金融等領域，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例如，2024年我國數據產量達41 ZB，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突破6000億元，綠色低碳產業產值規模已超過11萬億元，成為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交互的底層驅動力。
躍維重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不僅是“效率驅動”，還要實現“戰略牽引”，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機制。近年來，在新型舉國體制統籌下，國家系統布局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前沿領域戰略能力建設與重九宮格大產業協同方向，推動融合發展從“單點突破”走向“體系躍升”。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耦合關系正從經濟層面上升為國家安全與長期發展的根基，成為系統性能力躍升的重要支撐。下一步，要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把握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關鍵機制
當前，我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已經形成了“融合四勢”，但要使其更高效、協調、持續地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還需要更加深入地把握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雙螺旋結構”演化框架。在“雙螺旋結構”主軸下，系統融合過程中的結構性張力更加凸顯，要求科學處理好5對關系（圖1）：前瞻性與實踐性、戰略性與市場性、公共性與獨占性、全局性與局部性、協同性與競爭性，打教學場地破體制機制中的關鍵“堵點”和“卡點”，形成高效運行的體系。
把握前瞻性與實踐性的關系：完善源頭交匯機制
科技創新應緊扣科技前沿發展進行謀劃，前瞻部署一批戰略性、儲備性技術研發項目，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同時，科研選題必須符合國家戰略、經濟體系和產業體系的內在要求，要堅持需求導向，從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需求出發，真正解決實際問題。
從源頭看，部分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布局長期固化，選題機制缺乏需求導向和市場導向，導致有效科技供給不足，許多成果長期“束之高閣”。
當前，科技創新體系仍普遍沿用“成果—轉化”的線性邏輯，將產業創新視為科研成果的“承接終點”，而非科研活動中深度嵌入、協同推進的重要環節。在這種模式下，產業往往在技術研發的前期缺席，科研成果只能在形成后“倒推適配”市場，造成“慢對接”“錯位對接”甚至“無法對接”高發，嚴重制約了創新效率。特別是在半導體、先進材料、量子信息等關鍵領域，基礎科研和技術開發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若科研機構與企業無法在早期協同定義問題、路徑、場景，往往出現科研“做出來”但產業“接不住”的“斷鏈”現象，浪費了大量公共資源和技術潛力。實際上，前瞻性研究就像孕育未來的“蛋”，是發展新產業、培育新動能的基礎；而注重實踐性的產業則是已經孵化成熟、可以產生實際價值的“雞”或“雞蛋產品”。我們既不能只顧“下蛋”，不管“孵化”——只管“興趣”不顧“需求”，導致“蛋滿筐，卻無一能孵”；也不能急于“吃蛋”，甚至“殺雞取卵”——只顧眼前不管長遠，這樣做不利于構建完整的創新生態體系。
把握好前瞻性與實踐性的關系，應從科研選題和任務部署的源頭切入。對于純基礎研究，要堅持遵循科學發展邏輯進行選題，在實踐性強的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等后端環節，要打破學科導向、論文導向的傳統邏輯，通過“手拉手”開發、“訂單式”研發等合作方式，建立“以產業需求引導科研選題、以科研成果反饋產業發展”的雙向循環機制。特別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更要推動各環節有機銜接。例如，為了讓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中國科學院完善有關機制，在重大科技任務中推動企業“提前介入”，提高了融合發展效率。
把握戰略性與市場性的關系：完善迭代發展機制
從治理邏輯上看，政府與市場在創新體系中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特別是在高不確定性、戰略性的前沿領域中，市場機制難以單獨支撐系統性突破，國家戰略引導必須發揮關鍵作用。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適配，既需要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也需要政府超前規劃引導支持，發揮“有形之手”的政策導向和生態培育作用。當前，無論科技創新還是產業創新，都存在比較明顯的短視傾向。一方面，科研團隊普遍聚焦“經費資源多”的熱點領域，注重“短平快”論文成果產出。另一方面，資本逐利的本性迫使企業壓縮研發周期、回避高風險項目，導致其難以承擔周期長、投入大、技術路徑不確定的重大創新任務。
實際上，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是在不斷適配過程中迭代演進發展的，尤其是在新興技術領域，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匹配通常具有較長的滯后性和曲折性。這就要求有足夠的耐心和容錯機制，避免過度依賴短期小樹屋效益的驅動。從實踐來看，許多前沿技術的成功正是突破短期市場約束，在長期積累、不斷試錯和迭代中逐步形成。例如，我國移動通信、新能源汽車、光伏等產業的發展，都是在國家層面的戰略引導與產業政策支持下，超越短期邏輯的局限，以規模化市場牽引產業發展，進而培育新應用場景；同時，以產業和市場需求促進技術進步，逐步構建起市場、政策與技術之間協同演化、迭代優化的機制，實現整個產業鏈深度重構，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企業。
因此，要把握好市場性與戰略性的關系，在樹立戰略性發展目標后，要提高創新體系的“失敗容忍度”，支持科研機構與企業“試錯式前行”。但是，容忍失敗不是簡單化鼓勵失敗。要強化對失敗成果、階小樹屋段性成果的系統性沉淀與能力轉化，依托科研機構、重點實驗室等載體，將被市場認為尚不成熟或“階段性擱置”的技術成果系統集成與儲備，為未來發展積蓄動能。② 要充分認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已成為推動創新的戰略性資源，完善新技術迭代發展的支持機制。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為技術試驗、應用反饋和商業化提供場景的獨特優勢，為孕育顛覆性創新和世界一流創新企業提供支持。
把握公共性與獨占性的關系：完善分類評價機制
按照黨的二十大部署要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科技評價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公共投入與市場機制的驅動創新的邏輯有很大差異，如何激發“激勵效應”與“共享效應”，在評價體系、投入機制、產權保護等方面要有恰當的平衡。
當前，一些科研院所面向市場需求的主動性不足，部分產業主體承接技術轉化、整合各類創新資源的機制不健全，導致企業在高風險、長周期的方向上，整體投入意愿依然不足，沒有形成聯動發展的局面。例如，在量子科技領域，美國谷歌、IBM、英特爾等企業通過與政府機構聯合布局，形成了穩定的協同投入機制，而我國在相關領域仍主要依賴政府資金，企業參與度相對有限[7]，難以形成“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結構性激勵效應。
這一問題在于現有的科技評價體系與知識產權制度未能有效支撐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雙向耦合。從研究機構來看，科研評價機制普遍仍以論文數量、專利授權數量作為考核指標，忽視成果的技術成熟度、產業轉化潛力與社會經濟效益等，導致科研人員在成果轉化上的積極性不足。從企業發展來看，專利制度現行的“固定期限獨占”模式未能根據技術屬性、產業特性、技術發展階段進行差異化管理，導致一些關鍵技術因專利保護期過長被“鎖定”，限制了產業擴散和協同開發的空間；同時，一些領域由于保護效力薄弱或收益機制不明，企業又缺乏承擔研發投入的意愿，出現這種“兩頭受限”的格局。
因此，要把握好公共性與獨占性的關系，要強化公共研發的公益屬性和共享導向。構建開放透明的科研數據、技術成果和平臺設施供給體系，激發創新的外溢效應。要完善“分類、分階段”的科技評價和知識產權制度。針對不同創新主體和技術創新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強化不同的激勵導向，構建差異化的知識產權管理與激勵體系，進一步激發創新的潛能。
把握全局性與局部性的關系：完善區域協同機制
新型舉國體制是全國全社會的新型舉國體制。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上，搞低水平重復。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也要精準施策，堅持全國一盤棋，從區域功能定位出發，推動要素流動、能力共享、體系聯動，強化頂層設計。
當前，不少地區在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中仍存在定位不清、路徑雷同、資源分散等問題。地方發展同質化競爭，普遍存在“科技園區扎堆、平臺布局雷同、產業政策趨同”的局面，導致資源配置碎片化、重復化、低效化。區域間融合機制薄弱，缺乏橫向協作機制，不能發揮各自優勢，無法形成協同聯動的格局。
把握全局性與局部性的關系，要加強區域融合潛力的系統性評估，科學識別各地在全國科技創新-產業創新融合網絡中的戰略定位與特色優勢，推動差異化發展格局，避免同質化。要高度重視區域間特別是毗鄰區域間的協同組織與能力協作，推動科技與產業在空間維度上的高效合作，避免行政區劃割裂融合鏈條。要發揮創新策源地作用，作為科技創新能力高度集聚的節點區域，國際科創中心、區域科創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應完善輻射機制，推動創新資源共享擴散，助力全國融合新格局。
把握協同性與競爭性的關系：完善無縫對接機制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關鍵路徑，是搭建平臺、健全體制機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讓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在多元創新主體、多域學科特點、多維目標取向共存共促格局下，構建高效協同機制尤為重要。
當前，我國在推進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仍存在一些競爭與協同錯位導致的問題。在協作模式上，前端多是成果與需求的“點對點”活動式對接，而在成果進入市場化階段后往往“交棒式退出”，成果輸出單位缺乏后續參與和反饋的平臺與機制，導致技術難以根據產業場景持續優化和動態迭代。在創新格局變化中，隨著龍頭企業研發能力持續增強，逐步向基礎研究延伸，不少企業開始構建以自有體系為核心的研發平臺，在資源、人才、項目等方面與科研機構形成了一定競爭。當前，很多企業和機構利用高薪優勢，在一些高水平基礎研究創新人才方面已經與研究機構存在一定的競爭態勢。
實際上，科技創新的本質是一種以能力積累為基礎、以系統協作為路徑的動態過程，核心技術往往難以通過明確指標界定，更多體現為跨學科、跨流程的隱性知識與組織能力，需要在多主體的協同合作中實現演化發展。然而，在實踐中，既有制度設計將技術看作是可以“打包”交易的產品，造成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等主體之間存在以資源爭奪為導向的競爭性行為，缺乏共享機制和協同意愿。
把握協同性與競爭性的關系，關鍵在于通過機制優化推動從“資源競爭”向“能力協同”轉型。要完善平臺作用機制。推動科研機構在成果轉化后期繼續嵌入，通過聯合攻關、共享試驗平臺等方式共同推動技術的迭代發展。要引導企業與科研機構樹立融合發展而非單純競爭的導向。實際上，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僅需要穩定的資源保障，更依賴一批具有長期主義精神、學術理想和家國情懷的科研人才，要防止因高薪挖人、惡性競爭導致的人才流失與內卷加劇，塑造融合發展的良性態勢。
政策建議
在科學處理上述5對關系的過程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源頭—過程—資源—價值—能力—區域”等關鍵環節，還存在的一些體制機制堵點，需要有針對性進行優化，推動“雙螺旋結構”高效運行。
探索“產業嵌套式科技布局”，引入產業融合潛力前置評估，促進源頭融合。針對科技項目與產業需求脫節的結構性難題，探索“產業嵌套式科私密空間技布局”，即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立項與布局環節，建立“產業融合潛力評估機制”，由專業機構或多元主體組成獨立評估團隊，圍繞項目的技術可擴散性、應用場景適配性、產業鏈嵌入深度、與國家戰略產業契合度等方面開展系統評估，引導科研人員、研究機構樹立產業融合發展意識。對于基礎研究項目，在學科邏輯選題基礎上，可適當將長遠發展潛在的產業價值納入論證過程，幫助科研團隊從早期明確成果的潛在應用方向和發展路徑。
優化“企業全過程參與流程”，明確企業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中的戰略性角色，促進過程融合。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應當不僅僅將其作為技術接受方或后期應用方，更應在科研選題階段就介入，通過前置參與，打通從科技創新到產業擴散的機制鏈條。在“揭榜掛帥”的有效探索基礎上，可以研究將企業納入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設計—論證—評估全過程，探索建立“項目路線設計共議機制”“企業場景反饋機制”等制度性安排，鼓勵行業龍頭企業圍繞自身未來技術需求、關鍵卡點、標準制定方向，向科研團隊提供問題清單和場景資源，并參與路線方案的初步協同論證。企業全過程參與并不意味著企業主導重大項目，也不是以國家經費置換企業投入，而是通過機制嵌入實現企業深度參與和加大研發投入。例如，設立“項目協同方”制度，鼓勵企業在項目初期參與目標共建、樣機驗證、技術路線可行性驗證、標準草擬等環節，按貢獻分享項目階段性成果。這種非主導式參與模式既能激發企業技術合作意愿，又避免科技項目被短期利益左右方向，確保科技創新保持戰略性、前瞻性與可擴散性。
突破“資本短期邏輯陷阱”，強化戰略性導向，完善長期投入與風險共擔的政策安排，促進資源融合。“資本短期邏輯陷阱”是指資本逐利本性驅動下過于追求短期回報、忽視長期投入和戰略價值的傾向。針對量子科技、空天技術、類腦智能等典型戰略性技術領域，建議建立10年以上的“超長期任務導向型”專項政策體系，并匹配專屬資金，打破單一項目導向的研發投入方式，轉向對技術演進、人才聚集度、學科交叉度等變量的動態評價，以長期績效替代短期成果。構建“失敗免責+階段退出+政府擔保”機制，對前沿技術項目實行研發失敗免責條款，設立容錯紅線；允許企業與資本在關鍵階段有條件退出；通過財政基金等方式，撬動社會資本早期投入，激發企業創新投入積極性，推動形成戰略性投入的常態化、制度化和可持續化。
優化知識產權激勵與評價，破解“科研鎖庫”與“企業鎖死”并存困境，實現從專利獨占向可控共享的機制轉變，促進價值融合。針對科研機構不同程度存在“鎖庫不轉化”、企業“獨占不共享”的雙重問題，完善分類分段評價與激勵機制。 對于高校和科研機構，處于“培育期”的基礎科研成果，應鼓勵采用可控開放授權、條件性共享、場景驗證等方式，提升成果的應用可見度與轉化可能性；在進入“發展期”后，通過階段性授權、聯合持有等方式，促進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深度協同；對于已進入“成熟期”的成果，則適當推進成果共享機制，引導科研機構讓渡部分轉化收益，實現從獨占產權向技術擴散方向的轉化。對于企業，應根據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靈活采用“階段性獨占+開放授權”機制，兼顧技術積累、市場擴散與生態協同。在技術“培育期”，可通過早期獨占保護，增強企業投入基礎研發的積極性，強化創新風險的收益預期；進入“發展期”后，引導其逐步開放部分非核心專利，推動行業標準形成與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研發；當技術進入“成熟期”，則適時向特定企業群體或社會開放授權，擴大技術的適配性與應用邊界。對于政府，應在不同小樹屋階段設置差異化的政策支持與稅收激勵，并建立“授權可追溯+應用可反饋”的機制，確保知識產權既能為企業和研究機構積累技術競爭力，也能成為推動整個行業演進升級的公共資源。
探索建立“國家技術能力儲備”，統籌失敗成果、基礎能力與未來導向研究，促進能力融合。依托現有高校、科研機構、重點實驗室的技術優勢和人才優勢，建立完善技術能力積累與釋放機制，強化其在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的定位與功能。面向未來產業布局開展“儲備預研”。聚焦高風險、低成熟度、尚無明確場景但具有潛在戰略價值的技術方向，實施技術能力儲備性研發任務。打造“失敗可積累、成果可繼承、能力可持續”的技術平臺。對于那些已進入市場但尚處早期階段、應用場景較小、企業接手意愿不強的技術項目，應通過支持其迭代完善，避免前期成果因商業化滯后而被擱置；同時，可通過吸納風險投資退出項目、科研中止項目及階段性技術碎片，開展篩選、再利用與集成轉化，將其沉淀為可被復用、跨域適配的公共技術能力。改變傳統項目-需求對接模式。構建“模塊化能力庫”，將計算框架、材料平臺、結構算法等基礎通用能力標準化儲存，供企業與項目快速調用，提升產業創新效率。
強化區域融合潛力評估，引導地方跳出“各自為戰”的同質化路徑，促進區域融合。各地可結合區域主導產業和科技基礎，開展科技創新與產業融合潛力評估，科學確定本地在全國融合發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推動地方將科技資源向主導產業、關鍵環節、重大工程集中配置，明確“該融合什么、和誰融合、怎么融合”，推動形成差異化布局與協同發展路徑，避免“大而全”“重復投”式建設。建議通過“區域科技創新-產業創新融合績效評估體系”引導區域發展，將區域企業參與深度、科研機構與產業鏈對接成效等指標，納入科技資源分配與重大項目布局依據，推動政策向融合成效優、協同機制強的地區傾斜，推動地方政府從“拼平臺數量”轉向“拼融合效率”，促進各地真正圍繞國家戰略形成互補聯動而非無序競爭。同時，要推動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創新平臺等向企業有序開放，支持龍頭企業與科研機構聯合建設面向產業融合發展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粵港澳大灣區等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科技創新源頭供給的主陣地，要進一步建立服務全國、輻射全國的通道和機制，釋放源頭創新動能，避免科技成果“孤島式沉淀”。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為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深刻的理論遵循和實踐指南。隨著國家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持續發展，需要打破科技轉化固有的線性邏輯，加強對“雙螺旋結構”下主體要素、運行機制與制度體系的系統研究，推動形成一批符合實踐要求的新模式、新機制、新政策，為我國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有力支撐。
（作者：中國科學院科技創新發展中心。《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