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年夜大都“七七”“七八”級同窗一樣，我也是上年夜學后、曾經二十幾歲才開端學英語的。不外，從上年夜學起一向到研討生，對英語愛好濃重，相當多的時光花在學英語上。“一分耕作一分收獲”早是不耐人聽的套話，但工作還真是如許，固然從零開端，但工夫花到了，英語程度天然日新月異，到研討生結業時，已能年夜本年夜本唸書了。1985年離開中國社會迷信院近代史所任務后，所里英文中國近代史著作躲書之富令我受驚。那時與此刻分歧，國度外匯嚴重，即使是重點年夜學的藏書樓，中國近代史專門研究的外文書也少得不幸，無限的外匯要用在理工和“涉外”專門研究上；就是北京年夜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員，那時也經常要到我所來讀、借一些外文書。很多書，我都是久聞其名而未能“一睹芳容”，此刻就在身旁，好像蜜蜂忽然發明一年夜片一年夜片花叢，可以不受拘束地飛來飛往，拼命吸吮花蜜。好一段時光，英文瀏覽量甚至跨越中文瀏覽量。讀多了，不由摩拳擦掌，也測驗考試翻譯。從20世紀80年月中到90年月初，一口吻竟翻譯出書了三部譯著，此中兩部列進“海內中國研討叢書”。
一向對思惟史感愛好，一段時光對剖析哲學、迷信哲學尤其感愛好，甚至有些進迷。所以1987年，讀完郭穎頤傳授的《中國古代思惟中的唯迷信主義（1900－1950）》就著手翻譯。那時真是年青，沒有任何功利斟酌，沒有聯絡接觸出書社，最基礎沒想過能不克不及出書，只是出于愛好本身悶頭翻譯。龐樸師長教師是中國思惟史研討大師，我那時常常向他就教。80年月“文明熱”，近代中西文明碰撞、迷信與中國傳統文明等等，都是熱門。有次向龐師長教師談到郭穎頤師長教師不雅點，他極有愛好，傳聞我已基礎翻譯終了，就對我說，哲學所博士劉東正在為江蘇國民出書社編一套海內中國研討叢書，你可以和他聯絡接觸。經龐師長教師先容，與劉東兄瞭解，一拍即合。他聽我說完，翻翻幾頁譯稿，信任我的選書和英文，當即決議出書此書，并且約請我餐與加入叢書任務，重要擔任中國近代史部門。介入這套叢書的草創任務，至今深感幸運。此書由江蘇國民出書社1989年出書，獲中國社會迷信院首屆青年學術獎譯著三等獎。
首投即中，對年青的我當然是極年夜激勵，于是一鼓作氣，與羅檢秋合譯了柯文師長教師1974年出書的成名作《在傳統與古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造》，1994年出書。此書英文名“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此刻說來令人難以相信，在20世紀80年月末90年月初，學界了解這個“modernity”的人還百里挑一，我也是第一次碰著。查字典，是“古代性”，但并未說明作甚“古代性”。那時耳熟能詳的是“古代”“古代化”，何謂“古代性”？與“古代”“古代化”有何差別？不明白。曾想將書名譯為“在傳統與古代之間”或“在傳統與古代化之間”，又總感能夠不當，為何作者不消“modern”或“modernization”，偏偏要用個大師都不了解的“modernity”？當非偶爾，確定有他的事理。于是廣查材料，向柯文師長教師就教，終于弄清了這個“modernity”。將譯稿交到出書社后，社方對書名也提出疑問，什么是“古代性”？提出改為“在傳統與古代之間”，一來大師都了解“古代”而不了解什么“古代性”；二來“傳統”與“古代”很是對仗，讀者印象深入。但我了解“古代性”有本身的學術內在，不克不及輕動，保持譯為“古代性”。真沒想到，幾年后“古代性”就成學界最熱點的詞匯、術語之一，且往往與“反思古代性”“古代性質疑”“古代性批評”“古代性視域下的……”等等慎密相聯，有關論文論著數不堪數。對文、史、哲及社會迷信範疇來說，時下幾成“開談不說‘古代性’，讀盡詩書亦徒然”之勢，筆者也算是小有進獻吧。翻譯完后，我寫了書評《超出“傳統”與“古代”》頒發在《近代史研討》1993年第3期。書評誇大了這本書的一個中間不雅點，近代改造的新思惟老是發生在“沿海”，特殊是“噴鼻港—上海文明走廊”，可是，這種“沿海”的新不雅念可否勝利，可否取得“符合法規性”，則要顛末“邊疆”的批準。沒有“邊疆”批準，“沿海”的立異就沒有符合法規性，就無法勝利。
近代史所英文書多，青年研討職員我也熟習，了解列位的專門研究程度與英文程度，于是由我選書又選人，陸續選、校了一批書翻譯出書。有崔志海、葛夫平佳耦合譯的張灝師長教師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惟的過渡（1890－1907）》，史建云譯、馬若孟著《中國農人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人成長（1890－1949）》。建云后來又翻譯、出書了彭慕蘭的《年夜分流：歐洲、中國及古代世界經濟的成長》，此時我已淡出叢書任務，這部赫赫有名之作非我選、校，頗為遺憾。特在此闡明，以免掠美。
義和團已經是近代史研討的熱門重點之一。讀完周錫瑞師長教師高文《義和團活動的來源》年夜受啟示，他完整是從社會、文明角度剖析這一活動。此書35萬字，史料單一，復原實非易事，于是請本所四位青年才俊翻譯。統校之后，我寫了書評《社會構造與平易近間文明》，頒發在《唸書》1993年第5期。任何一個嚴重的汗青事務的發生，都需求必定的客不雅前提，都是在必定的社會構造內產生的，而包含天然周遭的狀況在內的客不雅前提，還限制著社會活動的成長情勢。可是，社會構造自己并不克不及作為說明嚴重社會汗青活動迸發的緣由。由於社會構造是絕對穩固的，而汗青事務的迸發和演化則是靜態的。作為汗青學家，重要關懷的是對汗青事務的“說明”，所以必需在社會構造與汗青事務間“搭橋引線”。周氏頗有看法的將義和團起源地魯東南地域的平易近間文明作為本地社會構造與汗青事務間的橋梁和引線，即不只要剖析魯東南地域的社會構造， 那時的國際、國際和省外交治情勢， 還必需剖析本地的“社會精力”。他的研討，很年夜水平上借助了近年來東方人類學關于淺顯文明的研討結果，向時也參考了馬克思關于下層建筑與經濟基本、客觀與客不雅前提等學說。
統校完《義和團活動的來源》不久，就接到柯文師長教師來信，仍盼望由我翻譯他的新作《汗青三調：作為事務、經過的事況和神話的義和團》，對拙譯年夜加贊賞。承他謬獎，天然非常興奮，甚至有些自得。無法此時自己庶務纏身，翻譯又吃力費時，不擬再事翻譯。統校數人合譯之作，最能比擬出譯者的中英文程度。在統校周錫瑞師長教師高文時，覺得四位譯者中杜繼東更勝一籌，于是向柯文師長教師表現由他翻譯，我遂字遂句校正，東西的品質必定有包管。繼東方才譯完“周氏義和團”，此次譯“柯氏義和團”更是駕輕就熟，我的校正任務也非常輕松。汗青三調的“調”在英文原文中的單詞是“key”，作者自己對此的說明是“本書書名應用的key一詞系從音樂範疇借用而來，它的一個寄義是指樂曲的聲調，另一個寄義是指能為某種工具供給導進的裝備和手腕。這兩種含義對我在本書采用的研討方式而言都長短常主要的。事務、經過的事況和神話是人們清楚汗青的意義、探尋并終極熟悉汗青本相的分歧道路。不外，它們也是人們依據分歧的準繩塑造汗青的分歧道路，反應出來的是完整分歧的聲調或‘音調’。”在某種意義上說，翻譯就是“喪失”。英語的“key”除了音樂上的聲調外，還含有“鑰匙”“要害”等義，以此為書名，天然又暗含、隱寓了懂得、破解“汗青”和“神話”的鑰匙、要害之意，即柯氏所謂“某種工具供給導進的裝備和手腕”。中文未能找與“key”完整對等之詞，只能以“調”譯“key”，照料音樂之“調”，卻損失了內含鑰匙、要害的豐盛性，迫不得已地舍往了作者以為“很是主要”的“供給導進的裝備和手腕”。譯事之不易，此可為小小一例罷。
杜贊奇傳授的《文明、權利與國度：1900-1942年的華北鄉村》方式新奇，獨辟門路，影響宏大， 舞蹈場地 讀罷當即決議翻譯出書。杜著的基礎資料，甚至可說所有的史料都是40年月的“滿鐵查詢拜訪”，而我所經濟研討室青年研討職員王福明也研討華北鄉村，對“滿鐵查詢拜訪”稔熟，天然請他翻譯。但此書并非是一部經濟史著作，而是一部文明、政治、社會的綜合性著作。杜氏深受“文明實際”的影響，重視文明與權利之間的關系，以為象征符號、思惟認識和價值不雅念實質上都是政治性的，應用了一系列文明實際新概念，“經濟”只是他借以論證文明權利關系的一個支點。對文明實際及其概念、術語，福明并不熟習，由我譯定，并寫了書評《文明與權利——〈文明、權利與國度〉一書讀后》，頒發于1993年第6期《近代史研討》。
書評中，我側重先容了此書一個很是主要而那時人們知之甚少的“內卷化”概念，恕我在在此略詳摘引：“國度政權的‘內卷化’以華北鄉村為例來切磋中國甚至全部第三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古代化成長 ，無疑是本書的重心地點，作者的很多結論確有洞見，給人以極年夜的實際啟示。在這一剖析經過歷程中，作者借用吉爾茲的‘內卷化’概念 。依照吉爾茲的界說，‘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明形式在某一成長階段到達一種斷定的情勢后，便停止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等形式的景象，如農業的簡略再生孩子等。杜氏對華北鄉村的經濟—政治的變遷作了深刻研討后，以為從清末新政直到全部平易近國時代，中國的政權扶植現實墮入‘內卷化’而難以衝破。汗青表白政權的古代化成長必定招致國度權利的擴大，但在近代中國，政權的古代化成長卻使國度對村落社會的把持才能低于其對村落社會的榨取才能，即國度的財務支出與處所的掉控同步增加。稅收雖有增添，當局效益卻遞加，只得依附各類非正式機構征稅。如許，國度財務的增幅趕不上非正式機構支出的增加，國度對這些機構不只缺少把持力，還要靠這些機構來奉行本身的政策，也就無從禁止這些機構的貪污中飽。更進一個步驟說，國度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度機構不是靠進步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展舊有的國度及社會關系，如中國舊有的‘獲利型掮客’體系體例來擴展其行政本能機能。”三十年前，了解“內卷”一詞的百里挑一，此刻已成最熱點的詞匯，此中也有不才與“海內中國研討叢書”的“巨大進獻”吧。
《超出‘傳統’與‘古代’》《社會構造與平易近間文明》《文明與權利—〈文明、權利與國度〉一書讀后》三篇書評都在1993年頒發，足見那時不才介入叢書任務的慎密。
由于熟習本所情形， 瑜伽場地 所以年夜都是請本所才俊翻譯，但也有破例。
讀完艾爾曼傳授的《從理學到樸學》，決議翻譯，又請杜繼東翻譯。他說本身對這個主題不熟習，但他的年夜學同窗、此刻故宮博物院任務的趙剛，對這個主題有研討，并且英文也很好。與趙聯絡接觸上后，一番扳談，就斷定由他翻譯。譯完此書后，又連成一氣，請他翻譯了艾爾曼傳授的《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早期常州今文學派研討》。翻譯完這兩本書，趙剛就考上了艾爾曼傳授的博士研討生，赴美留學，此刻美國某年夜學任教。附提一下，《從理學到樸學》的英文書名是“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一開端，我按字面譯定為《從哲學到說話學》，交稿時總感很是別扭，想來想往，依據內在的事務，定為《從理學到小學》。但“小學”又不難使人誤認為是此刻教導體系體例年夜學、中學、小學的“小學”，而不是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小學”。記得在德律風中與劉東兄談此題目，他沉吟半晌說用“樸學”怎么樣？“樸學”，確切適當。此可為嚴復師長教師“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譯界名言作一小小注腳乎？
“非本所”的另一位譯者，是廣東學者李仲賢。《新政反動與japan(日本)：中國，1898-1912》譯稿是中山年夜學的袁教員推舉，校訂后，以為原著與譯文俱佳，天然進選，并感激袁教員推舉。不得不說的一個花絮是，拿到舊書，有意中發明，封面的譯者是李仲賢，但版權頁上的譯者倒是不才，赫然印著“雷頤”二字！平昔唸書，很少讀版權頁，此次卻鬼使神差地看了版權頁。頓時聯絡接觸出書社，請予更正。后來發明，一些藏書樓目次卡片中的譯者還是不才。此次嚴重“掠美”，的簡直確與我有關。郵票印錯，有“錯票”之說，市場價錢甚高，1998年3月一版一印《新政反動與japan(日本)》封面譯者與版權面譯者不是統一人，應是“錯書”，也會有不低的“市價”吧。一哂。
年夜約在1988年末，讀完舒衡哲的《中國的發蒙活動：常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以為很有價值，寫了書評，預備列進“叢書”。剛好1989年4月末，舒衡哲傳授到北京年夜學做短期學術交通，讀到書評，約我到北年夜“北招”會晤、餐敘。她告知我，這本書曾經有人翻譯終了，頓時就要出書了。未能列進“叢書”，很是惋惜。幾個月后，見到山西國民出書社出書的“五四與古代中國叢書”，《中國的發蒙活動》為此中一本。
山西國民出書社1989年出書的“五四與古代中國叢書”一次發布的7種，全為譯作，與“海內中國研討叢書”簡直同時，惋惜以后“無疾而終”。是以，更覺得江蘇國民出書社的“海內中國研討叢書”能保持三十多年至為不易。劉東兄三十余年如一日的苦守，確很是人能做到；三十余年，江蘇國民出書社的引導、編纂換了一茬又一茬，出書周遭的狀況也幾經年夜變，但對這套叢書的支撐也是三十多年如一日，顯示了出書人的見識與擔負。這一切，實在令人敬仰。已經介入這套叢書的出書，也是我學術生活中值得自豪的一頁。